美国新闻界在公众中的信誉下降 [复制链接]

    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说，美记者常常滥用敏感的、爆炸性的事件作为个人追名逐利的机会，他们往往妄自尊大，歪曲事实，扰乱商业，揭人隐私，然后扬长而去
    近几年来，美国新闻界在公众中的信誉急剧下降，这个被标榜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根基”正面临动摇的危险。
    据美国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调查，一九七六年，百分之二十九的美国人对新闻界非常信任，一九八三年下降到百分之十三点七。美国入侵格林纳达，里根禁止记者战地采访，公众对里根这一决定的反应，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新闻界信誉的下降。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五百起信件和电话中，支持与反对里根决定的比例是五比一，美国广播公司统计，百分之九十九的电视观众来信支持里根的决定。《时代》周刊收到的二百二十五封关于这一问题的信件，支持与反对的比例是八比一。
    公众常常对新闻界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他们公正客观吗？记者的报道是一丝不苟的准确呢，还是断章取义地引用人家的话，或者无视事实，捏造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来宣传记者自己的某个观点？归根结蒂，你能不能相信你所读到的或者看到的新闻？
    新闻工作者抛弃了大多数价值观念，比如廉耻感、责任感等等。记者往往妄自尊大，粗暴无礼，讥笑嘲讽，歪曲事实，扰乱商业，揭人隐私，然后扬长而去，毫不在乎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人留下的痛苦和引起的混乱。新闻界常常滥用敏感的、爆炸性的事件作为记者个人追名逐利的机会。
    公众不信任新闻界的另一个因素是怀疑新闻工作者并不在乎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报都发现在一九八一至八二年期间刊登过记者添油加醋乃至随意杜撰的报道，使这些大报在读者当中丢了脸。一九八一年，《纽约每日新闻》专栏作家迈克尔·戴利承认他在一篇报道中捏造了一个英国士兵的名字，他说这个士兵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枪杀了一名少年。后来发现这篇报道还有其他事实性错误。戴利还承认，他在另外一些专栏文章中将细节张冠李戴。他也因此丢了饭碗。
    七个月后，《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刊登了自由撰稿人克里斯托弗·琼斯从柬埔寨发回的一篇报道。其实，琼斯是在他在西班牙的家里写出这篇报道的，而且其中都分青节剽窃三十年代的一部小说。琼斯因此从《纽约时报》自由撰稿人花名册上除名。
    堪萨斯的《城市新闻》曾经报道，威奇塔州立大学篮球队的一名队员，为该队立下汗马功劳，他母亲因此获得一辆崭新的汽车和一间房子。后来另一家报纸调查发现，汽车和房子是用医生因开错药方吃了官司后赔的钱买来的。
    这一连串弄虚作假的事件暴露了美国新闻界的一个根本弱点：编辑几乎绝对信赖记者是诚实的，因而不作充分的核实。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年轻记者往往相信事情的最坏的方面，一心想挖出另一个水门事件，从而一举成名。
    许多抱怨美国新闻界的人，与其说对报道不准确不公正表示不满，不如说对记者猎取消息的手段很反感。记者甚至使用闯入私宅、电子窃听、冒充他人和埋设圈套等不正当手段。
    为了捞到消息，有的报社贿赂官员。普利策新闻奖评选委员会曾在一九七九年拒绝向芝加哥的《太阳时报》授予普利策奖，因为该报社开了一个酒巴间，贿赂芝加哥市官员。另一个招人物议的手段是隐瞒消息来源。这么做，说得好听，就是记者受了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提供消息的人的摆布，说得不好听，读者怀疑匿名者是否真正存在。
    对于在华盛顿的记者来说，最头痛的问题是政府人士越来越多地使用有意“泄密”的手段，其实“泄密”的多半是总统的高级助手、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泄密”的目的有多种：有意试探公众对某项计划的反应，挫败某个对手，破坏对手的某项政策建议等等。记者往往把华盛顿的内幕新闻当作“真正的”新闻。
    白宫很快意识到新闻界不受欢迎所产生的政治影响。里根政府的公共关系负责人越来越讨厌新闻界，近几年来白宫力图控制新闻的传播，从而影响公众辩论的性质。总统不时地提议严格限制官员同记者接触，并利用联邦调查局调查使白宫难堪的泄密事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五角大楼公共关系负责人帮助制订报界采访军事活动的指导原则。
    （据十二月十二日美国《时代》周刊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