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发表“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的演说：仍然坚持恶意污蔑和敌视我国的政策 [复制链接]

    【美新处旧金山２８日电】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的全文如下：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
    我们在这个同远东遥遥相对的大城市旧金山来考虑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是适宜的。一、今天的局势
    在中国大陆上六亿人民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着。那个政党依靠暴力取得了政权，而且迄今一直是靠暴力生存的。
    它不是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而是靠大规模的强力镇压来保持权力的。它在朝鲜和联合国作战，它支持印度支那的共产党战争，它用武力占有西藏。它煽动菲律宾的共产党民抗军叛乱和马来亚的共产党叛乱。它并不掩饰它的扩张主义野心。它极为仇恨美国。它认为美国是它的征服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在这种情况面前，美国一直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自由国家。我们的安全条约表明，国际共产主义侵犯这些国家的行动将被认为危及我们自己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将准此采取行动。
    我们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颇大的集体和一个防御侵略的强大的堡垒。
    关于中国，我们一直避免采取在道义上、政治上或物质上鼓励这个共产党政权的任何行动。就这样：
    我们一直没有对中共政权给予外交上的承认；
    我们一直反对它加入联合国；
    我们一直没有同共产党中国贸易，或者准许同它进行文化上的交流。
    这些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是我们的政策。这些政策像我们的所有政策一样，是受到定期的检查的。二、俄国的先例
    当我们检查我们的中国政策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并且正当地回想起我们承认共产党俄国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１７年从克伦斯基手中取得了政权。但是，有十六年之久，我们一直把处在流放中的克伦斯基的代表当作俄国的合法政府。到１９３３年，看来这个共产党政权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的一个和平成员。它有十年多的工夫没有采取武装侵略的活动。它承认了爱沙亚尼、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的独立。它没有明显地虐待美国的公民。它答应停止在美国进行颠复活动，尊重美国在俄国的权利，并且偿还俄国向美国借的公私债务。（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而且，到１９３３年的时候，我们希望鼓励苏维埃政权抵抗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政策。中华民国在同样的想法的支配下在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承认了苏联政府，我们不久也承认了苏联政府。
    我们用不着怀疑在当时情况下承认的行动。那种承认看来是由大多数衡量标准所指明的，并且，我们又不能知道将来的情况。
    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如果有明显的警号，表明苏联在那方面所作的诺言完全是不可靠的，侵略战争会很快成为苏联政策的工具，它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会保持中立，那么，即使到了１９３３３年，仍然是不会承认苏联的。
    关于共产党中国，我们有预先的警号。那个政权连苏维埃政权在十六年后似乎通过了的那些考验都不能通过。
    （１）在１９３３年，苏俄曾与其邻国有十年和平的、非侵略的关系；而共产党中国过去的记录却是一个武装侵略的记录。
    （２）苏维埃政权似乎希望未来有和平。而在共产党中国来说，情况就完全相反。万隆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先生说，“中国人民并不要和美国打仗，而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当美国真的接受了他的说法，并且企图取得双方相互明确声明放弃使用武力的时候，他的大使在提出了种种推三阻四的方案以后，最后坦白说出了，他的政权打算使用武力取得台湾，除非他们能以某些其它办法得到它。
    （３）１９３３年的苏联并没有明目张胆地破坏它的国际义务。而中国共产党政权却在破坏１９５３年的朝鲜停战和１９５４年的印度支那停战。
    （４）我们有理由希望苏维埃政权将尊重地对待我国公民。而中国共产党政权却无视基本的国际礼法，侵犯了我国公民的人身，而且违背了它在１９５５年所作出的释放美国军民的保证。
    （５）在１９３３年，苏维埃政权和美国在抵抗日本对远东的侵略方面似乎是有着相同的利益的。但今天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目的在任何地方和我们自己的政治目的都是冲突的。三、承认的结果
    美国如果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中国将产生以下的结果：
    （１）最近毛泽东亲自承认的大陆上很多想改变他们政府的性质的中
    国人会大大地受到挫折。
    （２）成百万的海外华侨将感到他们没有自由中国可指望了。今天，
    到自由中国去学习的海外华侨的人数愈来愈多了。六年以前，在台湾学习
    的来自东南亚和香港的华侨学生不到一百人。现在已经达到将近五千人。
    从海外侨居地来到自由中国的华侨学生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而到
    共产党中国去的华侨学生的数目已经下降，在过去两年中，有成百的失望
    了的学生离开大陆中国。
    如果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自由亚洲国家的成百万的华侨中将有
    很多人不得不勉强转而接受共产党政权的指导。这对他们将是一个悲剧；
    而且这会给那些已经受到中国共产党颠复活动的威胁的友好政策造成危
    害。
    （３）中华民国将受到它的朋友的猛烈打击。这个政府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是我们的盟国，而且在很长的期间中单独担负了远东战争的主要负
    担。它曾有很多次可以按照将大大不利于美国的条件与日本人妥协的很能
    引诱人的机会。它从来没有这样做。我们谴责苏联人违背了他们在１９４５年
    所作的关于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的为期二十年的条约保
    证。我们对我们的盟国有完全遵守信义的光荣义务；对于这个盟国，我们
    是由共同防御条约来保证的。
    （４）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自由国家的政府将感到非常迷惑不解。它们
    同广大的中国大陆很接近。从地理上来说，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从政治上
    来说，它们之间是互相分开的。美国的精神和决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统一
    和振作精神的影响。如果我们看来举棋不定，并且对中国共产主义表示妥
    协，那么，这就会削弱自由亚洲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抵抗和帮助国际共产主
    义在包围我们的计划中获得一次很大的胜利。四、中国和联合国
    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将使那个政权可能获得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这是既不符合美国、也不符合联合国的利益的。
    联合国不是一些品行恶劣的国家的政府的感化院。联合国被认为是那些已经“爱好和平”和那些“能够、而且愿意履行宪章义务”的政府组成的联合组织。基本的义务是除了因受到武装进攻而进行防卫外，放弃在国际使用武力。
    中国共产党政权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的记录。其中包括对联合国本身的战争。这个战争在政治上还没有解决，可是由于达成了停战协定而停止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说，为了把台湾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它不仅有权利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它存心要使用武力。
    中华民国在安全理事会里有资格保有常任席位和“否决权”。难道应该让一个在七年内鼓动了五次国内外战争——朝鲜、印度支那、西藏、菲律宾和马来亚——的政权、一个自己向联合国开战并被联合国判定为侵略者的政权、一个违抗联合国关于重新统一朝鲜的决定并且公开宣布它继续打算使用武力的政权在一个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首要责任的机构内得到保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吗？
    保有否决权的共产党俄国已经严重地限制了联合国实现要它实现的宗旨的能力。如果共产党中国也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保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的话，我恐怕，这会在联合国内种下联合国自己毁灭的种子。五、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和文化关系
    现在让我谈一谈贸易和文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能够在未予承认的情况下在有限的程度上存在的。
    同中国在和平时期进行的正常贸易——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会在这种贸易中获得利益——能够是共同有利的。但是看来，这种贸易将不会有多大数量。
    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不是一种自由贸易。它不会向一个国家提供它的人民所需要但是不能自己很好地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交换别国人民所需要但是不能自己很好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是完全受一个官方机构控制的，它的有限的外汇是用来尽可能快地发展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机构和支持这种机构的重工业的。
    这个政权的首要愿望是要得到工作母机、电子装备以及总的说来那些有助于它生产坦克、卡车、飞机、弹药和其他军用品的东西。
    不管别人可能怎样做，在中国地区负有重大的安全义务的美国当然是不应当加强它的潜在敌人的军事力量的。
    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很希望发展的文化交流，也是怀疑其价值的。他们想同美国建立这种关系，主要是因为一旦这个例子开了，中国的近邻就很难不接着也这样做。这些自由国家已经有遭受共产党的积极颠复活动的危险，不可能进行共产党人所希望进行的文化交流而不使它们遭受的危险大大增加。六、“事实”论
    以上是支持继续我们目前的政策的考虑。反面有些什么论点呢？
    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政权，因为共产党政权执政已很久，已经有得到外交承认的权利。
    这不是健全的国际法。外交承认总是一种特惠，从来不是一种权利。
    当然，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存在。我们清楚知道它存在，因为它在朝鲜作过战。而且，在可能符合我们利益的具体情况下，我们容许同中共打交道。我们在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同它打过交道。将近两年以来，我们一直而且仍然在同它交涉，以求我们的公民获释，以及实现相互放弃使用武力。
    但是外交上的承认使被承认的政权得到宝贵的权利和特惠，而且，在今天的世界中，美国要是承认一个国家，那么被承认的国家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影响就大大增长。
    当然，并不是任性不给予外交上的承认。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美国设法按照对世界法治社会有贡献的原则办事。
    常常应用的一一个衡量标准是一个政权实际实行治理的能力。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些国家常常同一些流亡政府维持外交关系。而它们常常不承认实际执政的政府。其他通常应用的衡量标准是，被承认的政府是否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反映“确实表明的民族意志”；这个政府是否符合文明国家的道德，是否和平相处和尊重它的国际义务。
    不过，承认常常被认为是国家政策的工具，为的是开明的自身利益。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地确定了的。承认绝非自然而然的事，绝非仅仅由于时间消逝就不得不做的事。七、“不可避免”论
    另外一个论点是，外交承认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不在现在就承认呢？
    首先，我要着重说明，美国决不需要接受“不可避免”论。我们认为，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们能够规划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承认共产党势力占优势。
    让我继续说下去，共产党式的专制制度并不像它们有时在外表上看来那样不可改变。时间和环境也对它们发生影响。
    人们时常有一种错觉，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是，压制分歧意见的警察国家在外表上看来是永恒不变的；而有反对党派和国内时常发出不同的和不协调的意见的民主国家，看来却是世界社会中不稳定的、软弱的成员。
    当然，事实是容许分歧的政府制度才有长存的希望。想强求一致的制度总是有危险的。这是人类基本性质的结果。在提出的主张承认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论点中，“不可避免”论是最不能令人信服的。八、中国和俄国
    有些人建议，如果我们帮助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强大，那么他们最后会跟苏俄绝裂，而这是我们将来的最大的希望。
    无疑的，俄国和中国在亚洲存在基本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由紧密的思想联系连结在一起的。
    也许，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因取得成就而野心大起来了，他们最后可能跟苏俄发生冲突。
    也许还有，如果轴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胜利，它们将会内哄起来。
    但是没有人曾经建议，由于最后这个轴心会在胜利品——我们也将成为其中一部分——问题上发生争吵而应当容忍、甚至帮助这个轴心得到胜利。九、结论
    除了对长期虐待在华美国平民的事感到一定程度的愤怒以外，我们将设法不抱任何成见地和毫不感情用事地估计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仅仅为了保持始终一贯或者因为改变会意味着过去错了而要避免改变。
    我们始终考虑到影响共产党使它变得好一些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同它建立外交关系的话，或者即使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我们同它保持商业和文化接触的话。但是那些现在承认中共政权并且同它打交道的人们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承认、贸易，或文化关系以及所有这三者都不会有利地影响中国事态的演变。从国内来说，大概会产生的结果将同我们所希望的恰恰相反。
    从国际方面来说，中共政权不遵守文明国家的惯例，不履行它的国际义务；在过去一直不是采取和平态度的，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将来会采取和平态度。它的外交政策是敌视我们和我们的亚洲盟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同中共建立关系，那是愚蠢的，因为这种关系会增强他们伤害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的能力。
    你们会问：“将来怎样呢？”难道我们的政策仅仅是消极的吗？我们是看到有任何希望恢复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保持了许多代的而且我们希望再度保持的那许多友好联系吗？
    我们看到拥有丰富和古老文化及智慧的潜能巨大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再度在各种国际场合发挥建设性作用吗？
    我们深信不疑地对这些问题给以肯定的答复。我们这种信心是以某些基本信念为基础的。其中之一就是相信人类自由的前途。我们知道，国际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统治决不会永远适合人类的创造者赋与人类的愿望。
    在苏联内部，统治者不得不推翻了斯大林牌的共产主义。
    在卫星国家内部，即使十二年的灌输也没有使人民相信：苏维埃制度能够满足他们的民族愿望或者他们的个人愿望。
    中国人民也同样不喜欢共产主义。我们读到了最近那位大学讲师在赤色中国所说的勇敢的话：“推翻你们，不能说是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
    如果我们认为，贸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末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同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末我们就建立这种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现政权参加一些联合国的活动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末我们就不反对它参加。
    我们应当，我们也确实经常考验我们的政策，使我们自己尽可能地肯定，我们的政策是按照不时变化的情况服务于我们国家自从成立以来所致力的伟大目标的，这就是和平、正义和人类自由的事业。
    我们的政策是随时可以调整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形势的要求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应该有所转变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要美国根据这样一种理论，即敌对的和邪恶的力量如果不迅速地或是爽快地改变，那么我们必须改变来迎合它们的理论来进行工作，那是再也危险不过的事情。
    美国今天对世界有巨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强大的而是因为我们拥护和平、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许多自由国家设法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我们的外交政策相配合。如果自由世界要有为使它安全所必需的结合力的话，这种配合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会改变政策来迎合共产党的愿望，而这只是因为共产主义不愿意改变的话；那末，美国政策永远也不能够成为团结自由各国人民的力量。如果共产主义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话，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正确的东西。
    改变的能力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能力。坚持好的东西的能力也同样是不可缺乏的。有了这些品质，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这样一天的来临，到那时，在亚洲现在仍然是自由的人们能够有信心地保持自由，而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能够恢复他们长久的合作友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