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在飓风中心部的平静区》（未完）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三月二日星期日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在飓风中心部的平静区》，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记录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独一无二的第一手材料，已由一个流亡集团“捷克斯洛伐克国外社会主义反对党”从布拉格偷偷地弄出来。这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副手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去年临死之前对记者发表的长篇谈话。斯姆尔科夫斯基死于癌症，他是被迫退休的。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九六八年时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在由捷克朋友记录的斯姆尔科夫斯基最后这次谈话中，他巨细无遗地描绘了一九六八年整个危机涉及的人和问题，以及俄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这篇材料中第一次透露了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十一日入侵那天晚上俄国人逮捕他们后，他、杜布切克和其他捷克领导人的遭遇。）
    我们听到了飞机在头上轰鸣。飞机把坦克和士兵运到了鲁津机场。外面天已亮了，是清晨四、五点钟。我们等着，估计他们的部队将来到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外面。没等多久，将近五点钟，他们来了，首先是汽车，接着是坦克，然后是装甲车。有趣的是，一辆重型坦克沿伏尔塔瓦河的右岸开来，停在大楼主要入口处的前面，把炮对准党的办公大楼。大楼被装甲车包围了，从车里钻出了伞兵，他们手持自动步枪，跑进了办公大楼。
    他们把我们集合在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里，当即告诉我们，谁都不准离开，然后记下了我们所有人的名字。他们带了几个捷克人，一批手拿捷克斯洛伐克国旗的志愿者，这六个人是内务部的小伙子。这些青年走到墙角，被一排手持自动武器的苏联士兵挡住了。我和一个苏联中尉（他是一个庄重的小伙子）从第一层楼的窗户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唱起了国歌。突然，苏联士兵齐向空中开枪。但是，站在排尾的一个士兵向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开了枪。小伙子被击中了胸部或喉部的某个地方。当然，他被打死了。
    我奔向杜布切克秘书桌上的电话机。我对她（秘书）说，“马上替我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电话。”她拨了号码，契尔沃年科接了电话。他肯定是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着的，因为，他马上就拿起了电话。我对他说，“出了事，你，大使同志，要对流血事件负主要责任。”
    还没有等到他回话，一个苏联士兵就向我冲来，把电话机摔碎了。过了一会儿，杜布切克就绘切尔尼克打电话；另一个苏联士兵抓起电话机，把它从墙上扯下来。我仍然可以看到杜布切克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断了线的电话听筒，但是无法讲话。
    八点多钟，一个捷克志愿者告诉我们，两小时内，我们将被带到由英德拉同志领导的一个革命法庭的面前（阿·英德拉是一开始就准备同苏联人合作的少数几个捷克领导人之一）。我有些发火了：“什么革命法庭，什么英德拉同志领导它？”杜布切克拉拉我的袖子说，“这样不好，约瑟夫，冷静点，让它去吧。”
    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我们每个人的对面都坐着内务人民委员会（秘密警察）的一个官员。他们成了我们的保护人，在未来的航程中，他们将向我们提供保护。我听见了街上有人在举行示威，于是他们把窗户关上了。我们要看报，遭到了拒绝。他们甚至不让我们自己去盥洗室。
    下午，大约两点钟光景，他们要我们跟他们走。当我们从所有这些武装的士兵（站在这里的还有我们的人）旁边走过时，我的司机对我说，“主席同志，想吃点糖吗？”我拿了三块。我心想，三块糖迟早很可能有用。我想起一九五○年被捕时，我在鲁津监狱挨饿的情景。他们给了我们一点麦片，这些麦片根本不能吃，除非饿极了。我拿了糖，后来当情况好些时，我就把糖留在鲁德尼亚了。我很后悔，我应当把它带回来，送给我的孙子们留着纪念。
    我们下了楼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将有什么遭遇。我们百感交集：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革命法庭，还是他们把我们送到地下室？我们对地下室是有经验的，难道不是吗？突然我们走进了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院子里。这里停着两辆装甲车，还有几个军官。他们把杜布切克和克里格尔推进第一辆车，把我和斯帕切克推入第二辆。
    当我们沿着大街行驶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是在朝鲁津方向驶去。我寻思，“到监狱去，还是到机场去？”最后我们到了机场，他们把我们带进一架运货机，这架飞机运来了他们的坦克。里面只有一只板凳，也没有缚牢，老是动来动去。
    我们在飞机里坐了至少半小时；然后他们命令我们走出飞机，用吉普车把我们带到另一架飞机上。后来他们又来了，叫杜布切克走出去。他们把他带往机场大楼，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不知道我们将飞往何处。由于我坐在左边，我想看看太阳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往下看，我发现我们在高耸的群山上空飞行，这就是说，我们在朝北飞。当飞机降落时，天色已黑。我看到一个飞机库上写着“莱格尼查”字样，我知道我们到了波兰西部。（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