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二） [复制链接]

    我们休息的时候，老太太或老头常常不用邀请就拿了一把茶壶上我们屋里来了。用我们灶上的开水沏茶，沏好之后把所有的杯子都用热茶涮一遍，剩茶倒在地上，然后给我们倒一杯茶，和我们一起坐下。这是公社里典型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所习惯的私生活是很少的。他们都懂得，如果我们把窗帘放下来，就是表示想独自休息一会儿。
    可是送茶进屋不在此限。史告诉了我们不少关于他自己和他村子里的事。这个村是二百多年前清朝的时候，从山东迁来的居民建立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这个村子成立了公社，用附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芦沟桥的名字命名为芦沟桥人民公社。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就是在芦沟桥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史不太清楚他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村子。他的曾祖父曾在这里住过。他的父亲好象是从城里来的。当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子里有二十户，都是最早来的三个移民的后代。这三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程，一个姓史。那时这村叫“乱村”，因为村里一片荒凉，土大风多，土地贫瘠。当时只有三口公用的井，全部是土房。
    史和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姐姐过去都住在村子东头，靠近他父母住的院子。解放后，史一家搬到现在住的院子里。一九五四年在这里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所砖房。史的第二个儿子在一九五七年在院子里自己盖了房。一九六四年他大儿子一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新房，那就在隔壁的院子。史的哥哥、姐姐已经死了。他的弟弟七十岁了，有儿孙三十人，也住在村里。
    解放前生活很差，虽然史家的生活比起别家来还稍微好些。史的父亲有三亩地，每年打的粮食只能吃到秋天。到了冬天简直没法过。他痛苦地回想起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挑了二百斤重的两桶酒，从地主家走四十多里地到城里去，路上又滑，还要过一条木桥。这样，他才挣到二十个小钱（不到十分美金），只吃到一碗搀了石屑的小米粥。
    史结婚时二十一岁，老伴那时十七岁。老大娘说，他们结婚是媒婆包办的。她在婚礼举行之后才见到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她蒙上一块布，被人偷偷地从她的村子抬到她丈夫的家里。直到解放之前，村子里还流行着传统的包办婚姻。即使现在，父母的权威和夫权在村子里还是很大的。两性之间公开表示爱慕还会受到非难。已婚夫妇很少把对方称为“爱人”，而是说“孩子他爸”、“孩子他妈”。这方面的变化很慢，但是变化是明显的。我们房东的头两个儿子直到结婚那晚才见到他们的媳妇。第三个儿子和大女儿的对象是老俩口给他们介绍的，他们在结婚前好几年就认得对方了。他们的小女儿已是新的一代，今年五月刚结婚。她通过朋友的介绍，和对方来往了好几个月，决定结婚之后才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晚婚的号召，她今年二十九岁，她的丈夫三十岁。现在她在邻近生产大队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但是仍和娘家往来密切，星期天或休息日都回来。
    史的一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深厚的感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会把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而我们认为，也是由于有象史家这样的精神和毅力，中国才获得了新生。下地干活
    我们到达芦沟桥的第二天就去参加劳动。贝思和我起先分配到场上打谷和扇糠皮。农民们敏锐地看出戴尔比较不能干重体力活，喜欢比较安静的工作。由于她的职业关系，她想参观儿童福利设备。他们就把她分配在选种棚里，地点就在托儿所院子的旁边。和她一起干活的是老年妇女，常常还有村里的儿童。她的工作是挑选麦种，把好的和瘪的分开，把有生长力的和不能发育的分开。
    场上活跃非凡，而且十分美丽。骡子拉的大车隆隆地从表地来到场上，车上装满了金色的麦捆。这些麦子是人用镰刀收割的。麦捆卸在一个电动打谷机边上，堆成一大堆。打麦机的装置很原始，安了一个马达，机器上面是一个没有盖的漏斗。人们把带麦穗的那头塞进漏斗里用机器把麦穗粗粗地切下来，然后由传送带送进高速转动的两个滚轴之间，于是分开了的麦粒和麦壳一起喷出来。打麦机喷射的方向和风的方向是交叉的，所以较重的麦粒都落在机前，较轻的麦壳则象烟雾似地被风吹到一边去了。在这金色的海洋里组成了一条不断运转的生产线：农民们有的把一捆捆的麦子塞进打麦机，有的专管把麦粒还未脱净的麦秸耙成堆，有的专管把这些麦秸再倒入打麦机重打或吹风。因为这种做法效率很低，麦子得扬七八遍才算是干净。麦子扬过一遍之后，在扬二遍之前，农民用一把长把的柳条扫帚，很轻巧地把麦粒堆面上的碎麦壳扫向一边，然后又比较重地往另一方向扫，把干净的麦粒聚在一起，越聚堆越大。
    这样打过几遍，麦粒都打净之后，用三叉把麦秸装上一辆马拉的大车上，运到储草堆那边。三叉很漂亮，不是人工做的，而是从一种特殊培养的树上砍下来的。这种树在一个茎节上长三个枝。人们把中间的一个枝弄直，边上两个枝掰开成直角，然后再弄弯和中间的一股平行。三叉从树上砍下来时约有六英尺长，之后把皮剥掉，就成为非常轻巧而结实的工具。三叉的抗张强度很大，可以用三叉很轻巧地叉起一大堆麦秸挑到大车上。拿三叉干活是很愉快的。（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