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亩久 [复制链接]

    【英国《金融时报》5月13日周末版文章】题：日本的辛德勒（作者  保罗·亚伯拉罕斯）
    194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日本驻立陶宛考纳斯的副领事杉原千亩的夫人在位于郊区的花园住宅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她从厨房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大铁门前聚集了一群人。一些男人看来想翻过大门进入花园。她的丈夫杉原千亩勇敢地走出去面对他们。
    杉原夫人说：“太可怕了。有好几百人，男人、妇女和孩子，几乎人人精疲力尽，风尘仆仆。妇女们在哭。我记得她们的眼睛，满是血丝，惊慌和绝望。一个小女孩瘫坐在泥地上，满脸是恐惧。”
    聚集在领事馆外面的人大多是波兰犹太人，他们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而向东逃亡，一些人是徒步走来的。他们需要过境签证，经过苏联逃离立陶宛。但是这些文件几乎无法得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事们遵从本国政府指示，已拒绝向他们提供这些生死攸关的文件。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杉原决定违抗东京外务省的上司明确下达的命令。在1940年8月期间，他签发了数千张日本的过境签证。
    这些小小的手写文件（签证费为立陶宛货币2立特，大约相当于20美分）提供了重要的生命线：前往日本的许可证。由杉原个人策划的二战前以及二战期间这场最大规模的犹太人逃避纳粹迫害的行动，解救了6000至1万人的生命。
    杉原是日本的辛德勒。或许大多数国家都会为他庆功，以他的名义设立人道主义奖。然而，他在日本却鲜为人知。
    据杉原夫人说，当他返回东京时，日本外务省因为他在立陶宛的行动将他解职了。他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他的余生：先是走门串户地卖灯泡，后来到一家百货商店工作，再后来又到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在他去世时，他战时的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
    直到现在，也就是60年后，国外读者才开始得知他的事迹。波士顿大学教授希勒尔·莱文写了一本有关他的书《寻找杉原》，该书得到了广泛的赞扬。该书帮助促成了一个展览：《逃往东方：逃离与得救》，展览是本月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展出的。上个月，美国推出了一部纪录片《杉原：善意的阴谋》。还有一部好莱坞电影正在筹备之中，一旦拍摄完毕，影片肯定能让杉原最终走出他那不应有的默默无闻，一举成名。
    在日本，杉原依然可以算是被遗忘的人。的确，在他的家乡岐阜县八百津，有一座以他命名的公园，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他基本上被人们忽视了。
    杉原夫人用日语快速而平静地叙述着当年发生的事：“5个犹太人代表进入了领事馆。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关于德国和波兰犹太人的命运以及来考纳斯途中的可怕经历。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能逃出去，他们就会被杀死。”
    杉原不知如何是好。他可以发一些签证，但是不能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发放几百张签证。他对这些人说，第2天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
    杉原夫人说：“我们一晚上都没有睡觉，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他不给他们这些签证，他们可能会死掉。”
    与此同时，杉原用电报与东京联系，请求指示。但是东京的答复是否定的。东京不允许他发放过境签证，除非申请人有最终目的地，并且有足够旅行到日本和呆在那儿的钱，不存在什么特殊情况。杉原知道，这些难民中几乎没有人有这笔钱，有最终目的地的人就更少了。
    杉原在犹豫不决中过了两天。领事馆外面，数百名难民仍然在等。感到气馁的杉原又给东京发了一份电报，得到的答复是同样的。他发出了第3封电报，可得到的答复是，出于对公众安全的考虑，政府不同意让数百名外国人通过日本。
    杉原夫人说：“这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千亩知道，他是在违抗命令，如果德国人发现他给犹太人发签证，他有可能被打死。”
    第3天黎明，杉原走下住宅的台阶，来到大门口，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对这些难民说：“我将给每个人发签证，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直到最后一个人。请耐心地等待。”
    杉原夫人说：“当时出现了片刻的鸦雀无声，然后就像一股电流通过了人群，人们相互拥抱，亲吻。另外一些人将手高高举向空中。”
    1940年8月，杉原是在书桌旁度过的，签证表格很快就用完了，他不得不手写签证，工作负担加重了。手中的自来水笔用坏了。他从早晨8点一直工作到深夜，这样他才可以完成每天300张签证的目标。然而即使有一些难民在帮助他，他也要全力以赴。
    杉原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苏联占领了立陶宛。考纳斯不再需要外国领事馆了。苏联当局命令他关闭领事馆。东京的外务省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当他将签证交给难民时，他告诉他们，遇见日本官员时应该说“日本万岁”。
    8月28日，杉原终于被迫关闭了领事馆。他在花园住宅的门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在考纳斯的旅馆地址。在此后的3天中，他继续发放签证。当他最后离开旅馆时，他道歉地说：“请原谅，我不能再发签证了。”他向难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作为最后的尝试，杉原从火车的窗口将没有签字的签证抛撒了出去。
    对考纳斯的一些犹太人来说，杉原正是上帝在这样的时刻派来帮助他的子民的天使。希勒尔·莱文说：“他是以利亚，是先知，向妇女、儿童和老人伸出可靠的援助之手，在不幸降临时以奇特的装扮现身，这一次是以一位和蔼可亲的日本外交官的装扮现身的。”
    杉原的动机仍然是个谜。莱文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试图找出一种解释。
    为什么杉原在此后大部分时间里为人们所忽视呢？一部分原因是他有意保持沉默。杉原夫人解释说：“我们回国后，没有对任何人讲立陶宛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难民是否幸免于难。”
    一直到1968年，一位幸存者通过以色列驻东京使馆与他取得联系，杉原才发现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第2年，他访问了以色列，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采访了他，看看他是否应该得到“义人奖”——通常被称为“正义的非犹太人”奖。该奖的条件之一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解救犹太人。
    莱文解释说：“他们反复问他冒了什么样的危险，他的行为给他带来了什么不幸遭遇。他反复说他丢了脸。这完全是一种文化上的误解。”直到1985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成为接受这一奖项的唯一的亚洲人
    在日本，杉原的行为引起的是一种矛盾心理。这件事给他带来更多的是困窘，而不是骄傲，因为在一个仍然保持着服从传统的社会里，他打破了这种规则。外务省往往对他的功绩轻描淡写。
    杉原夫人说：“我最近到过以色列，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向我走来。他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丈夫，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他。这是第1次有人对我说这种事。我当时理解了千亩所做事情的伟大意义。”
    今天，估计约有4万人——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应该感谢杉原给了他们生命。这是一个男人用自来水笔和橡皮图章工作了一个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