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正论》杂志刊登东京大学教授迁村明的文章：《我亲眼看到的中国，对苏的研究落后》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正论》杂志七月号刊登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辻村明的文章，题为《我亲眼看到的中国，对苏联的研究落后》，摘要如下：对苏联的研究仃滞不前我们这个团是由四名苏联问题研究者组成的，所以，除通常的观光考察旅行外，同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者进行讨论、掌握中国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实况，也是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开门见山地说，并没有收到太好的结果。这是因为，几乎没能见到一位称得上苏联问题研究者的人。我们猜测，中国对苏联问题的研究，目前处于破灭状态，没有值得一见的人。
    可以认为，由于中苏对立以及围绕文化大革命发生权力之争，所以，能够和我们谈得来的苏联问题研究者可能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认为，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甚至邀请我这样的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以便得到有关苏联的情报。下面，让我具体地介绍一下会见了什么人、进行了怎样的讨论吧。
    和苏联问题专家的讨论在北京逗留期间，我们强烈要求希望同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者进行讨论。最初，安排我们同中日友好协会的人们进行半天讨论，当时我曾以为出席者大概都是苏联问题专家。所以，我作为团长首先发言说：“今天能和研究苏联问题的人们交换意见，我感到高兴。”但后来我才知道，出席这次讨论会的六、七个人，都是日中友好协会的，除一名干部外，其余的人都是翻译。这位干部日语说得很流利，不需要翻译，然而很多翻译在坐，大概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吧。
    那位干部也不是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但他是一位精力很充沛的理论家，在半天时间的讨论会上，他用流畅的日语，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对方提出了预先准备好的问题：一、苏联社会的优缺点；二、苏联领导集团的矛盾和问题；三、普通群众和青年阶层等每个阶层的思想动向；四、日本对苏联的亚洲政策的看法；等等。我们四个人分别就自己拿手的问题发表了意见。现只将我谈的那一部分介绍如下：
    关于第一个问题——苏联社会的优缺点问题，一党独裁体制，从短期看具有能够很有效地处理事态的优点，但其反面，由于限制言论自由，反而内含经不起风雨的弱点。关于这一点，我援引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教授的“准稳定社会”的说法作了说明，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反驳，看来是赞同的。
    但是，联系到第二个问题——苏联领导集团的矛盾，我指出共产主义体制具有反复出现“个人独裁——三驾马车集体方式——个人独裁——三驾马车集体方式”这种局面的必然性时，中方猛烈地进行了反驳。我指出目前的勃列日涅夫政权以和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的三驾马车集体方式开始，去年波德戈尔内下台，柯西金的影子也淡薄了，目前，正在重新向着勃列日涅夫个人独裁渲变。仅就这一点，对方并没有提出特别的反驳。没有“研究苏联问题的机关”后来在访问其它地方时，也听到了相同的意见。这暂且不说。中日友好协会的要人，似乎想彻底纠正我们访华团的对苏认识，所以，改日又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同我们进行了讨论。
    在那次讨论中，中方主张，有力量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日本和中国都没有这种力暑，而且，最危险的是苏联，并详细地列举数字来证明这一点。列举这些详细的数字，借以指出苏联这个国家，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已沦落为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
    对此，我说，中国在推进现代化时，不也将或多或少地、不得不变成修正主义吗？中方回答说，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修正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分，大不相同。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看为谁服务，领导人的素质始终是重要的。讨论的结果，他希望我们停止用共产党国家或社会主义阵营的说法把多种多样的国家硬扯到一块去的作法。其中包含着中国始终和苏联不同这种自负和嫌恶。
    几天以后，好歹算会见了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这个人只说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工作人员，但不告诉我们在什么机关担任什么工作。和他也进行了大约半天时间的讨论。听了中国对苏联问题研究的实际情况的介绍，感到还处于个人研究状态，目前没有研究苏联问题的组织和机关。同大学教授们的讨论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访问了北京大学。除了一位看上去具有精悍而理智风度的主任级教授外，还有十来名教授出来迎接。我们被领进燕京大学时期的校长迎宾馆，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
    据北京大学当局人士介绍，大学的研究和教育受到了四人邦的很大打击，因此，对苏联研究得还很不够。在接待我们的十来名教授中，也没有专门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人。因此，讨论没有怎么展开。但是，关于对苏联的看法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谈话内容和上面谈到的那些苏联问题研究者所说的完全相同。
    我们还访问了南京大学。在那里我也提出现代化和必然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中方提出三点作为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从而了解到他们把现代化这个原因置于度外。我的主张是“四人邦”的观点！？在上海我们想访问复旦大学，但对方依然派十名教授到饭店来，同我们讨论了三个小时。
    这里也没有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部门，但是，同我们的讨论却是相当活跃的。这是因为我们提出了使对方敏感的问题。
    我提出了下述观点：推进现代化路线，修正主义不是会随之抬头吗？这时，一位教授回答说，这是受四人邦“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思想影响的人说的话，中国争取“既要卫星上天，又要红旗飘扬”。他还说，是否因为现代化而产生修正主义，是领导人采取的政策决定的。认为我 的观点和四人邦的观点相同，这使我惶恐不安。
    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任意解释社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区别。自从在北京同那个苏联问题研究者讨论以来，各地都异口同声地说，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社会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不对外侵略，因此，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外侵略，所以，被谴责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追问道，掠夺日本的北方领土的是斯大林，所以，斯大林不已经是社会帝国主义者了吗？对此，另一位教授作了回答，他介绍了苏联当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困境，同时承认，斯大林也有错误。但是，他不赞成我认为斯大林是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意见。照例根据三七开的逻辑作了另一番解释。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我们作了相当不客气的、有时触怒对方的发言，但是，能够如此自由地进行讨论本身，也许表明了驱逐四人邦后气氛比较自由了。但是，即便如此，对方的谈话总是千篇一律，几乎异口同声，这有点使人失望。
    我认为，苏联问题研究家也好，大学教授好，既然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那么，每个人也可以有一点更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