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文章：“九一八事变”的突然袭击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日刊登关于突然袭击的第三篇文章，转载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晚十时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沈阳西北的柳条沟，用炸药炸毁了一段铁路路轨，并立即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当晚十二时半攻占北大营，拂晓占领全城，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九一八事变”。这一次事变，也一样是一次典型的突袭侵略。
    “九一八”的突袭，可以用当时的兵力对比作证明。据事后统计，当时侵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为两万余人（如连在乡军人统计在内，约为四万人），中国方面的兵力则六倍于此，共约十八万人，且有飞机两百六十余架。事变的直接策划者板垣征四郎鉴于以少对多，于是用突击的方式下手。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下令采取“不抵抗主义”，转眼之间，白山黑水东三省便全部遭到践踏。
    “九一八”的突袭，也可以用当时的外交烟幕作证明。当时在南京身为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出任外相，代表日本在密苏里舰上签降），宣称准备与宋子文在九月二十日乘船北上，前往东北，处理两国间悬案。另外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在沈阳与汤尔和举行会谈。然而就在重光葵宋子文购妥船票，即将登船之际，“九一八事变”便爆发。
    “九一八”的突袭，还可以用柳条沟炸轨事件作证明。关东军当时在东北利用各种手段制造事件，或进行暗杀，或进行挑衅，已是屡见不鲜。一九二八年六月的皇姑屯炸火车事件，将张作霖（张学良之父）当场炸死，乃是关东军所为。一九三一年八月出现的所谓中村上尉失踪事件，也是关东军所干。中村事件发生之后，关东军将责任推到中国方面，作为要挟，成为“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悬案之一。而作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线的柳条沟炸轨事件，也是同样货色。
    柳条沟炸毁事件发生后，日方一口咬定，是中国方面炸轨滋事。但事隔近四十年，有许许多多人证物证，说明这是关东军的密谋布置。日本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太平洋战争之路》一书且更进一步说明，“九一八上午，川岛（日军铁路守备队中队长）率部下向文官屯南（即柳条沟），河本率松冈军曹等七八人，将预置于铁轨两侧的炸药爆炸之。”炸轨事件既是预谋，那么不问自明，“九一八事变”也是经过详细策划以后才展开突袭的。据经常随侍日皇的木户幸一在《木户日记》中写道：“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西园寺公秘书原田男爵处得悉，青年军官将在满洲（即东三省）制造事变。”另外，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的许多证词，都指明日本军方在人事、经费、计划方面，对于“九一八事变”作了详细部署。
    话虽如此，日本仍有一些人在谈论“九一八事变”时，为日本政府推卸责任。他们异口同声，认为当时日本政局已越出常轨，政府控制不了军部，军部控制不了关东军。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他的新著《日本的历史》一书中，对此加以驳斥。他指出，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时，日本陆军省发表包括增兵朝鲜的军制改革案，接着又改变关东军配备，使其进入临战体制。到了八月四日，陆军省又召开了师团长会议，陆相南次郎在发言中又暗示将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军方如此，政客们又如何呢？在“九一八”前夕的八月底，日本首相若槻将准备在执政的民政党大会上发表演说草稿提出阁议，要求审阅通过，里面就提到，“对中国问题处理，必须敢然奋起，国民对此不得懈怠。”另一个在野政党——政友会在八月三十一日听取的报告也说，“如取得日中关系合理地位，确信必须发动国力。”这些话，分明就是武力侵略的另一种说法，政客的想法与军人的想法并无不同。
    历史学家井上清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真正原因作了一番分析，指出关键在于当时的日本经济情况及军火生产。一九二九年西方发生经济大恐慌，也为日本带来了极大危机。日本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三成到七成，贸易输出减少三成七，输入减少四成，失业人数高涨，购买力大跌。一九三○年秋天稻谷大丰收，米价却陡降一半，造成了“丰收饥馑”。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空前发展，陆海军军费剧增，生产坦克、舰艇、飞机的重工业羽毛已丰。一九三一年春天，日本首次生产重轰炸机，同年夏天，用日本自制坦克配编起来的机械化兵团首次出现。经济要寻出路，军备又有提高，就在这些背景之下，“九一八事变”出现了。
    在历史上，用侵略和战争为陷于衷退和萧条的经济寻找出路的例子，“九一八事变”的突袭也是一个典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