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政府追随美“遏制”中国表示不安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世界》杂志一月号刊载冈崎嘉平太（全日本航空运输公司总经理）、都留重人（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森恭三（《朝日新闻》社论主笔）、主持座谈者小幡操（国际问题评论家）的座谈记录，题目是《亚洲形势和日本的前进道路》。摘要如下：
    小幡：今天的亚洲形势是头绪非常繁杂的。为了从这个亚洲形势里面促成稳定和发展的新的独立亚洲，有什么办法呢？这将是一九六六年国际政治的巨大而且紧急的课题。我认为，恐怕应该把“和平和发展”作为解决的目标。
    在这一点来说，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亚洲民族主义，究竟应当怎样看，而且，对于亚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和亚洲的和平共处的关系，要怎样加以解决。
    冈崎：一个民族由于采取反殖民主义政策而变成民族主义，而且这在一定程度得到满足以后，往往会接近于扩张自己势力这样一种动物本能的做法。以苏联的情况来说，尽管不提殖民地，但以卫星国这种叫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制了东欧国家，这也可以说是那种现象。但是，就我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推测，我觉得，它完全可以认为是善意的民族主义。
    参观中国以后的另一个感想是，（中国）因为自己排除长期的外国干涉而获得了独立，所以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心情，一看到别国民族受到外国的干涉，就想帮助它排除干涉，求得解放。我认为，中国好容易排除殖民主义而获得独立，刚刚站到这个起点上，处于完全的民族主义的阶段。
    小幡：在越南，同西贡政权和美军进行殊死斗争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正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一方面要同独裁政府进行斗争，以便在国内建立民主制度，另一方面要排除外国势力，解放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新的民族主义的本质。这样看来，要想按照发展的方向解决亚洲问题，首先必须发扬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
    森：我认为，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将不得不变成非常保守的、反动的政策。事实上，美国所支持的政权几乎全都是保守的、反动的。
    我认为，在中国革命中特别重要的是思想方面。这就是，中国革命已经消除了中国社会历来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我们日本人对于中国明确地指明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的意义这一点，应当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还有一点是，在自由主义社会的所谓大众社会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起劲的感觉，一种疏远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同这种自由社会相反，中国指出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每一个人，直到苦力，对自己的作用都有认识，并且感到自豪。我认为，这还是有非常大的国际意义的。美国无论如何都必须考虑，对于中国革命的这种意义，应当怎样对待。
    冈崎：我判断，目前的中国没有侵略性，至少是没有对领土的侵略性。为了了解这种情况，我曾经几次到中国去。如果谈到中国目前在实际上想些什么，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所谓建国。因此，它既没有必要，也无意对外进行侵略。它对夺取领土来扩张势力一事，完全不关心。可是，它说它不愿意被人侮辱。
    小幡：美国指责中国输出“革命”，但同时在越南等国，却以战争方式输出美国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也不管对方是否需要那种意识形态。
    都留：概括说来，我认为，日本的亚洲外交，过去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附美国。我强烈地感到，必须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推动，才能使它改变这种外交政策。
    小幡：我认为，既然美国把遏制中国政策作为它在亚洲推行的政策的骨干，那么日本很有被拖入美国对中国决战政策的危险，事实上正在被拖进去。
    森：中国在革命前，有所谓租界。到这种租界里面参观以后，我感到，我要是中国人的话，就参加了革命运动。我觉得，被迫住在那样屈辱的环境中的民族，要进行解放运动，而且，对于企图压迫解放运动的国民政府，要进行革命动动，这是极其自然的发展趋势。我认为，现在有必要重新明确地理解中国人的这种心情。
    小幡：我认为，在考虑今天日本何去何从的问题的时候，这里明显地分为两条道路：一条是，日本将不断地受到危机的威胁，而且不得不对于外国的政策，时而感到高兴，时而感到忧虑；另一条是，日本摆脱这个危机，能够对亚洲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何去何从的中心问题进一步缩小，那就不能不变成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彻底地拒绝被拖入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尤其是日中关系的正常化，就象中法建交所显示的那样，将会把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导向失败。因此，我认为，一九六六年日本的外交课题，首先应当放在日中关系的正常化方面。为了不被卷入美中斗争，现在恐怕越来越有必要那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