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洁宁静秩序井然和充满集体感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五月二十一日以《北京——宁静与富裕的都市》为题译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该报特约通讯员写的一篇访华观感，转载如下：
    住在北京八天就来谈对中国的印象也许是不够深入，不过，我所得到虽然是肤浅的印象，却是十分有力的，因此我不能不谈。来到中国访问的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如何，往往从他们来自什么地方以及习惯于什么样的生活而决定的。比如：我住在南亚洲，我对北京事物的反应，也就是一个熟识南亚洲各大城市情况的人所起的反应。
    首先，北京没有可以看得见的私人财富，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那里也没有贫困。北京新建的宽阔林荫大道没有私人汽车来往，营业汽车也不多；主要交通是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三轮车。三轮运货车成了市内日用品运送的不可少的工具。偶然有一辆汽车开过，那就是官员用的汽车或者外国人所有的汽车。
    旧时代有财有势的人所有的房屋已让给其他的人居住了。现在还存在着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获准从他们在革命前已有的财富取得定息来维持生活，就像在消逝中的老年一代领取退休养老金一样。过去的紫禁城宫殿，现在是人民的游憩场所。
    作为一个陌生的客人，在比较狭窄的街道上、在打扫得非常清洁的胡同里和过去贫民区的小巷中、在存货充足的市场和百货公司里，夹杂在人群中漫步，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人人都穿得暖和而整齐。有些人的穿着也许是旧的，打上补钉了，但是绝不褴褛，而大多数的人都是穿得整齐舒适的。
    其次，在北京看不到流离失所、无所依归的人——无家、无业、无望的家庭或个人。流离失所、无所依归的人在亚洲的其他各大城市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当你踏出电影院或豪华的旅馆，环顾一下，那种贫穷的景象使人感到凄然难受。在北京，你绝不会有这种感觉。在共产政府成立十五年里，个人收入的情况，由于各人能力的不同和各人的工作性质的不同，比较起来，仍有相当大差别；但是据笔者所看到的，没有一个人被摈弃在穷困之中，没有人饿肚子，人人都得到安置。
    全面开始提高社会是个金字塔，提高底层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是一项基本工作，看来这项工作已经做到了。在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把金字塔压低的问题。把在金字塔的顶上的豪富压平的工作，在开始的那几年中已经急剧地进行了。虽然，这是在整个工作中比较容易进行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不把最底层的广大部分提高，那就毫无意义了。从北京来判断，中国现在物资充足，而且通过社会开始分散到最低层去。
    要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它的缺点、代价和成就，那是专家们的事情。但是笔者在北京却发觉到为争取进步的一种办法。任何革命，假如没有一种平等的愿望、没有革命后要创立的一种社会集体感，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北京，这种社会集体感是可以捉摸得到的。它首先表现在国家领导人和群众在一起时的随和与愉快之中。例如，有一次在等候欢迎一位国宾的群众场合中，国家领导人和学生、摄影记者在一起，他们受到群众亲热的爱戴和尊敬。它还表现在对待每一件工作的集体精神之中。外国人往往以什么组织化加以指责，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要把工作做得好，完成得快，集体精神就是一条自然的法则。这种社会集体感更表现在人们彼此关心、和对陌生人的热情亲切之中；它也许还表现在城市清洁的风貌上，因为没有社会责任感，城市清洁就不能维持，这种责任感也就是社会集体感的一种表现。
    中国革命的长期战争编成一首长篇的音乐史诗。这首革命史诗已着手拍成电影。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实在革命博物馆陈列展览，它已成了一切歌曲和故事创作的背景和题材，并作为鼓励和警惕的参考。让公众对过去历史保持新认识，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让公众知道在革命斗争中胜利得来不易，一是使公众记着中国过去受过长期的屈服、磨折和侮辱，广大人民过着的那种不敢哼声的悲惨生活。
    为了维持社会的风尚，为了达到不断革命，当局经常引导大家认识过去，同时也提醒人们对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边境的威胁，以及内在敌人的警惕。
    看到了北京生活平静而且显然安定的表面，人们就想知道，逆流是怎样消失的，在消失的过程中又有什么紧张的象征。笔者在这里看不出有任何紧张的迹象，也看不见政府对于它不同意的趋向采取管制或铲除的手段。在香港，警察对路过行人打个招呼，路人的反应多么紧张，而北京市民对警察的态度却是多么的从容，街上行人所表露的那种安闲，是看不出有丝毫麻烦或任何为难的迹象的。尽管如此，政府仍在不断为提高和纯洁这样的制度而努力。他们指出松懈和纵容的习气正是修正主义的根源。人民公社进行“四清运动”也就是要在农村中清除这种歪气。如果说紧张，紧张可能就在这里。
    笔者仍然发现北京是一个舒适、有秩序而且清静的首都，人们生活安定，而且，以亚洲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简直是富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