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大中的印度支那战争的报告》（九） [复制链接]

    我到河内去参加国际会议期间，同胡志明进行了三次谈话。三次谈话都是不拘形式的，甚至是随便的。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我的生日那天，即国际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越南朋友从我的旅行证件上得知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没想到他们请我吃了三个生日蛋糕，早餐时一个，午餐时一个，第三个是在下午三点钟胡主席接见出席会议的五个美国人的时候。头两个蛋糕都厚厚地涂满了奶油和花环，所以我看到第三个蛋糕的时候就害怕了。幸好，胡伯伯的蛋糕比前两个朴素一些。
    我们被引入主席府的一间小会客室，也就是胡志明在一九六一年接见我的那间屋子。他那一年曾告诉我，那座装饰得非常讲究的建筑是为统治全印度支那的法国总督造的，后来先后给日本的总参谋部、蒋介石的总参谋部和法国的傀儡保大用过。他补充说：“我不住在这里，我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所两间屋的小房子”。我有点弄不懂，问他：“那么，主席府干什么用呢？”他微笑着说：“为主席接见用！”
    这一次我们五个美国人鱼贯而入，坐下来等候。不久，我们听到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就说了声“进来”，后来才意识到我们把胡主席请到他自己的客厅里来了。他轻捷地走来，穿着乳白色的卡其布衣服和凉鞋，身子笔挺，所以显得比他原来的身材要高一些。他请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同我一起坐在四年以前坐过的那只长沙发上。他拿起了生日蛋糕，递给我刀子，让我切第一刀。接着他自己动手来切，把一片片蛋糕传送给别人，动作十分灵巧，这使人想起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法国商船上当做点心的厨师和侍役，周游世界，寻求拯救越南的途径。
    他谈起了那时的情况。转向罗伯特·威廉——这位著名的美国黑人同他的妻子梅贝尔是我们这批人中间的两个——回忆起他曾在纽约逗留过一些时候，有一次参加了在哈莱姆区举行的黑人群众集会，说在会上讲话的人名叫“马格斯……马格斯”。威廉说这个人姓“嘉维”，胡志明表示就是他。
    “是的，嘉维”。胡志明记得嘉维在会上讲了一些要回非洲去的话。他对于黑人听众表现的热情特别感动。
    他说：“那时候，我不懂得多少政治。但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求自由的穷人，他们把口袋里的钱全拿出来捐款，于是我也倾囊相助。”
    我问他：“那时候你是否相信此生会看到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回答说：“老实说，我没有。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人，我正在寻求帮助。在越南，人们——其中包括我们父亲——正在讨论谁能帮助我们从法国统治下获得自由。有些人认为日本可以，另有些人认为是英国，另有些人认为美国。我到海外去看看倒底有谁。”
    他记忆起纽约曼哈顿区的摩天大楼“金钱滚进滚出，但它的高度遮蔽了穷人家里的阳光。我想：在这里是不会得到帮助的”。他在伦敦住了一个时期，把东伦敦的贫民窟同西伦敦的高楼大厦作了对比。在巴黎，他也看到了贫富之间的悬殊。
    他说，“这些国家都不会帮助我们的，我们越南人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胡志明被称为法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人”。他很谦虚地谈起当时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当时法国社会党内部正进行着一场大辩论。起先，它似乎距离我的生活很远。后来，有人给我看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讲话，我觉得：这是与我们有关的东西了。我认为列宁是正确的，而且瓦扬·古久里和马赛尔·加香支持列宁也是正确的。在一九二○年于都尔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大部分人支持第三国际。由于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断，我也作了这样的抉择。”他补充说，一等到他能用法文写作以后，他就为报刊写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私自杀害美国黑人的文章。
    就这样，胡志明开始了他的共产党人生活。一九三○年，他组织了全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一九四五年，他从日本人手里夺取了越南的政权，在这以前，当地的法国统治者不抵抗地把政权交给了日本人。当时他的越盟打日本并把美国当作朋友，从日本人手里救了许多美国兵。一九四五年八月，在越南组成了各爱国政党的联合政府，胡志明就任主席，这个政府的宪法引述了美国独立宣言；它申请加入联合国并邀请联合国观察员来看它的第一次全国选举。英国军队在西贡登陆，被当作朋友，但它随即进攻越南人。西方帝国主义者已经决定要把越南归还给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靠他的威望和力量同法国达成了一项条约，使一个统一的越南成为“法兰西联邦内”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财政和军队。他作为国家主席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到（法国）枫登白露去签订了这个条约。法帝国主义者不久就破坏条约，轰炸海防，袭击河内的主席府。胡志明的军队又跟法国人打了九年，最后取得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议。于是，胡志明的军队第三次取得了在越南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的胜利，美帝国主义接着把它分裂成两部分。从此引起了这些年来的斗争。
    我第二次与胡志明主席谈话是在同一天晚上。我七点钟去参加（越南）总理为代表们举行的招待会，发现屋子里在冷餐桌子的周围站满了人。我被带到一个角落里的一个小桌旁，我以为那儿是屋子的后部，正是适合我的年龄的一个安静的位置。忽然，要人们前来祝酒了，在跟在他们后面的水银灯下，我发现我的座位是在最前面。在祝酒过后重新坐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胡志明到我的旁边坐下了。有半小时，我想同他交谈，但总被一批批来同主席谈话、同他站在一起照相的代表们所打断。根据灯光的照耀的方向，我成了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和其他许多人的背景。我主要的印象是胡志明可以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来应酬。我还注意到他一点也没吃那些精美的食物。他告诉我说已经吃过晚饭了。除了这一情况，我记不得别的话了。
    我最后一次和他的接触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八点钟。会议已经结束，代表们被邀请到主席府去话别。我们坐在摆成长方形、上面摆了茶、水果和饮料的长桌旁。我坐在胡主席的左边，一个南越人坐在他的右边。这就使中、苏两个代表团长坐得稍远些，等距离地坐在他两旁，一边一个。
    我向主席表示庆贺越南组织委员会，作为会议的主席，在一次开始时意见分歧的会议中获得了一致。这不是什么秘密：初步的会外交谈表明有一些为数很少但谈话很多的人硬要把南越无限期地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之下，压倒多数的人反对他们所谓的“不导致解放的中立化”，并坚持胡志明先前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体现在各项决议内。
    胡志明说，我们的会议所以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是因为“这里的问题确实非常简单”。
    简单？这就是我带回到我的书桌旁的胡志明说的最后两个字，我的书桌上堆满了的信和杂志，这些都认为“南越问题”远不是简单的。但胡伯伯的话是对的。
    问题确实简单。不需要每天二百万美元的美“援”，甚至不需要为那些傀儡进行一场漫长的国际争吵。只要美国滚出去。这应该是由美国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完成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