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记者加列戈谈访华观感（二） [复制链接]

    【本刊讯】菲律宾《马尼拉纪事报》记者加列戈谈访华观感（二）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反复谈“美帝国主义者”》
    我们离开深圳车站。
    当火车一开起来后，无线电广播马上就播出中国的带军事气味的歌曲。他们说，这首歌的名字叫《社会主义好》。这是一种宣传，幸而我们听不懂。
    经过了三站，我们终于按时到达广州。我们受到了以吴柳斯为首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当地会员的迎接。
    我们的话题从天气谈起。我们在每次谈话的时候都非常留意，唯恐讲出什么可能适合于他们的目的的话，但是同时也随时警惕，不讲会得罪他们的话。不用说，这种谈话是很紧张的。
    当我们从刚下火车的拥挤旅客中间穿过去时，我们注意到，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天蓝色的卡叽布裤子和上衣，黑色胶底帆布鞋。男女都穿长裤。穿皮鞋的都是政府里地位比较高的人。
    我们被带到羊城宾馆。
    当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的时候，我们决定自己先商量商量。由于我们“设想房间里装有偷听器”，于是我们决定在走廊一端的阳台上小声交谈。在我们仅有的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讨论了我们的计划。
    宴会在一家饭店举行。我们原先预料会有很多人，但是我们发现只有吴先生和《南方日报》的总编辑杨奇和其他两个人。第五篇：《作家们是“爱国的”，他们不攻击毛！》
    九月十四日上午，也就是我们越过边界的第二天，我们的主人带着我们分乘两辆汽车在这个城市各处观光了一番。在这个时候，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赤色中国的旅行是有指导的旅行吗？回答是：也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向导，他们作我们的翻译。我们要自己出去，那是作不到的。因为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交通问题，更不用说语言上的障碍了。说不，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由我们自己出主意。比如说，如果我们的主人建议我们去访问某个工厂，而我们要求带我们到我们所选择的某个公社去，于是我们就会到公社去。
    到快中午的时候，我们回到旅馆，我们自己在第一层楼的饭厅里用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为他们的妇女所规定的道德上的清规戒律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错误地问起了分配在我们桌上的美丽的女招待员的名字，她后来再也没有出来过。在我们在这个饭店停留期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男招待员招待我们。后来，我们才晓得，妇女是严格禁止同外国人“亲近”的。
    下午，我们到一家造纸厂去，参观了制造新闻纸的过程。这家造纸厂的厂长是一个党员，他作了“简短的介绍”，但是其中时时提到共产党的“总路线”。这个人的话，听起来就象磨坏了的唱片一样老是来回说个不停。
    从造纸厂出来，我们乘车前往《南方日报》报社去，我们同发行人和编辑就出版自由、禁止诽谤法和保障消息来源的问题“交换了两个小时的意见”。我们的对方严肃地说，共产党中国有出版自由。他强调说：“至于禁止诽谤法吗？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人们认为作家们是爱国的，他们不会攻击他们的领导人和同志，他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