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报文章 美国的政治神学 [复制链接]

    【俄罗斯《晨报》10月9日文章】题：美国的“政治神学”（作者　帕维尔·济明）
    世界处于一场新战争的边缘。美国要求国际社会同意其攻打伊拉克，而且似乎最终会得到准许。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众多主权国家甘愿承认一个世界霸主的统治地位，并顺从地为巩固它的强权而努力，或至少不去抵制这一趋势呢？我们带着这一问题求教西方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尼古拉·冯·克雷托、卡尔·施密特、格奥尔基·卢卡奇等。
    “天定命运”论
    从历史上看，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当局都喜欢将自己发动的占领他国领土、镇压他国平民的军事行动宣传为替天行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导致了“天定命运”论和其后的门罗主义的产生。这种学说将宗教和帝国主义、将上帝和地缘政治牢固地结合起来。这是19世纪的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天定命运”论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这就是所谓的“威尔逊普遍主义”（得名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普遍主义”将美国的政治意愿和目的同全人类的道德准则、将美国的政治利益同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等同起来，从而给谋取本国私利的行为戴上了为全人类谋利益的面具。施密特将这种意识形态恰如其分地称为专制而霸道的政治神学。
    早在1940年，著名地缘政治学家伊萨克·鲍曼就曾指出，作为对纳粹德国拓展“领土生存空间”政策的回应，美国在战后应推行拓展“经济生存空间”的政策（因为经济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手段），进而建立世界性的“大西洋帝国”。到了1941年，《时代》杂志主编亨利·刘易斯发表《美国的世纪》一书，宣称美国的历史使命是让20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让世界成为“美国式的世界”。当时美国的批评家称这部书是美国版的《我的奋斗》。
    实力即法律
    然而历史不幸被刘易斯言中。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美国的世纪。刘易斯对世界未来的设想来源于他对美国式的帝国主义和普遍主义合法性的自信。那么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呢？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美国的战略和政治未来早在19世纪就已体现在门罗主义学说之中。这种政策表面上是防御性的，它宣称，美国将欧洲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涉西半球国家事务的企图均视为不友好举动，美国自身则保证不干涉欧洲事务。然而正如克雷托所说，门罗主义学说很快就从一种防御手段变成了美国对外扩张的外交武器，变成了称霸美洲大陆的一种工具。门罗主义的内容可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句话来概括，然而人们很快便发现，这一学说的真实含意是：整个西半球都是美国的。
    当时的西半球被称为“新世界”，新世界的出现需要新的国际法，因为美国的壮大破坏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国际秩序。克雷托认为，门罗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此。
    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在国际上需要有法可依。这种野心勃勃的美式国际法的使用范围一直在扩大：最初只是局限在西半球，而在一战结束之后，其范围扩大到了大西洋的另一边：欧洲。门罗主义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新型“代理”国际法的本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使新殖民主义秩序合法化。
    全球化的“胜利”
    国际旧秩序的坍塌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野心，经济全球化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通过有效地引导全球化进程，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地让门罗主义所宣扬的在西半球建立美国“大空间”的主张走向世界，成为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向全球扩张（以自由民主的面具作掩护）的普遍原则。
    美国全球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就此形成，“冷战”也由此而产生。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了。美国胜利了？然而这种“胜利”中潜藏着对美国乃至全人类的威胁。世界要想拥有未来，不但需要恢复政治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也就是施密特所说的几个“大空间”的共存），而且还需要对主宰世界新秩序的企图予以坚决抵制。
    施密特认为，不应当出现超越国家之上的最高仲裁者。任何一个代表所谓国际社会意愿的超国家机构，事实上总是会成为具体的霸主国为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为侵吞他国主权而设下的骗局，仅此而已。克雷托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的普遍主义是第一个、也是有史以来实施得最为成功的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而门罗主义堪称国际法领域的法西斯主义。
    国际法法西斯主义的实施
    先是政治神学将美国的扩张同上帝的旨意混同起来，而后是上升为国际法的普遍主义将美国的利益同抽象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划上等号，从而在实际上宣布竞争国的利益为非法。
    克雷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准则成为现实中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掩饰，而美国的霸权统治则被抽象为国际法准则。与此同时，世界地缘政治空间也从此前的由主权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具体空间转变为全球市场（美国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中的抽象空间）。这样一来，正如施密特所说，美国的帝国主义国际法也就成了获取“政治剩余价值”的有效工具，而剥夺他国的主权正是普遍主义这种国际法领域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本质。
    苏联解体后开始确立的新的国际法构想在美国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伊拉克、巴拿马、南斯拉夫、索马里、海地……）中得以体现。克雷托认为，原来的国际法日益成为一种表象，真正的国际行为规范越来越像是一种集美国的野心、虚伪的道德说教和武力恐吓于一身的畸形共生体。在美国的压力下，就连联合国也正在变成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维护者。
    施密特认为，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中的普遍主义，实际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寡头统治。美国式的普遍主义正把国家和民族从国际关系主体变为美国政治意愿的消极承受者。
    克雷托指出，美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因而坚持要求他国臣服，如有不从，便消灭之。美国的这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拒绝承认，反对者也可能有存在的理由或是某些可取之处，也有生存的权利。
    综上所述，美国为入侵主权国家伊拉克所做的外交努力也就不难理解了。是的，美国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战争合法化，只是为了从国际社会那里拿到许可证。而所谓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推翻邪恶轴心势力和“可怕的东方暴君”只不过是一种烟幕。
    推翻萨达姆当然可以达到多个目的，不过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美国的石油利益。然而，同任何冒险行径一样，此次行动后果难以预料。从中期来看，可能会爆发一场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大规模长期战争，欧洲也有可能被卷入其中。
    
    借助联合国  掀翻萨达姆  大厦上字为‘联合国’  （原载埃及《金字塔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