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嘴里淘金—真难！——阿尔巴尼亚的华人创业者 [复制链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过“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的中国人都知道，当时公路上跑的是中国的解放牌汽车，当地人骑的是永久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听的是红灯牌收音机。可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在90年代以前，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没有华人、华侨或华裔的国家。过去，这里没有一家中国商店，没有一家中餐馆，更没有中阿通婚而组成的家庭。
    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由原来的“铁板一块”变成了“一盘散沙”。一些善做生意的中国人捕捉到“山鹰之国”打开国门的信息后，便不远万里到这里闯荡。经过10来年的苦心经营，首都地拉那街头长年挂着大红灯笼，甚至还出现了“拉街基奈宅”（中国街）。华人经营的商品有服装、电器、玩具、工艺品、日用品等，在阿尔巴尼亚市场上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双边贸易额中占据相当比重。
    目前，在阿尔巴尼亚经商的华人不到百名，在阿注册的公司约30个。这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但从这里的艰苦条件考虑，这些同胞能坚持生存下来，有的甚至还闯出了名堂，实属不易。
    佼佼者也有苦衷
    在阿尔巴尼亚，做生意的高手首推温州人。地拉那的长城公司（以服装为主）、南方公司（以电器为主）和东亚公司（以药业为主）都是温州人开办的，也是目前在阿尔巴尼亚最成功的三家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长城公司，在“山鹰之国”已很有名气。中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长城”的呼叫声，“长城”已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
    “长城”公司的老板Y先生，已届不惑之年。他是1992年来地拉那的，此前曾在温州当过医生，90年代初自费到澳大利亚留学。然而，口袋里只有100美元的他，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每年高达1万美元的学费，于是辗转到了奥地利，在一家餐馆当跑堂。过了一段时间，Y先生深感不能总是为人打工，要创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于是，他趁中国商人几乎还未涉足地拉那的时候，捷足先登，于1992年10月买了张机票飞到了地拉那。
    他在实地考察中发现，90年代的阿国人还是骑着70年代进口的中国永久牌自行车，戴着同期进口的上海牌手表。人们交口称赞中国货结实耐用，物美价廉，并说如能在阿再次见到中国货就太好了。Y先生当机立断：就在“山鹰之国”打天下！他迅速抓住阿国物资匮乏、尚无强有力竞争对手、阿当局对进出口贸易给予3年免交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等机遇，以最快的速度创立了“长城”公司，运来物美价廉的温州服装和鞋子，一下子占领了地拉那市场，创出了“长城”的牌子。
    初战告捷，Y先生又步步为营，发挥温州商品优势，逐步扩大市场，终于成为在阿谋生的中国人中的佼佼者。
    1997年，踌躇满志的Y老板打算从商品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发展，决定在阿办厂，利用欧盟国家对阿纺织品出口没有配额限制的便利条件，把在阿生产和加工的服装出口到奥地利，并计划逐步打入欧盟其他国家。然而，就在这一年，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武装动乱。Y老板虽然保住了商店、仓库，可是动乱使他的办厂计划落了空，从中国国内和意大利进口的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设备只好低价变卖。
    尽管Y老板仍然稳坐“华商第一家”的交椅，但提起当前和今后阿的商情，他却连连摇头：“生意难做，而且今后会越来越难做。”他不无道理地指出，前些年生意之所以比较好做，一是阿国有优惠政策，二是阿的北部邻居（南联盟）和东部邻居（马其顿）受经济制裁，商品可从阿向那里出口，三是阿的“金字塔”式假集资活动造成泡沫经济，老百姓手中有“利息钱”。如今，阿国腐败成风，关税，加上打点“各路诸侯”的费用，高达货款的80—90%，可以说是欧洲最高的，比如，一个用2.1万美元买进的40尺的集装箱货柜，阿这里关税要交1.8万美元。
    另外，阿市场小，易饱和，在来自周边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同时，阿国人，特别是那些“中国通们”（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学习和实习过的阿国人达数百人，其中“中国通”至少有几十人）加入了经商的队伍，他们直接从中国进货，甚至在中国设立了采购站。这样，在阿的华人便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
    南昌公司在劫难逃
    首都地拉那西郊，一片盖了一半或尚未封顶的楼群十分醒目。这里曾是90年代中期中国南昌工程公司承建的“卡姆扎特恩住宅工程”工地。1997年的动乱中，南昌公司也在劫难逃，致使工程半途而废。
    “卡姆扎特恩住宅工程”是由马来西亚政府投资，P．S．C．公司负责实施的一项经援项目，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于1995年12月由中国南昌对外工程总公司中标承建。到1996年底，在人员严重不足，特别是缺乏中国技工的情况下，一期工程52栋住宅中的十几栋高层楼房仍然拔地而起，工程初具规模。
    1997年第一季度，正当公司人员准备大干一场时，武装动乱开始了。3月中旬，动乱由南方蔓延到首都。14日清晨，一伙阿国人来到南昌公司工地，推倒了门口的保安亭，冲进工地，打头的手持冲锋枪，鸣枪开道，后面的疯狂抢劫，把钢材、水泥、木料统统搬上驴背、牛车、汽车，扬长而去。与此同时，一些人持枪冲进工地办公室和宿舍，逼迫工地人员举起双手，面对墙壁，他们便开始抢劫，不一会儿工夫，所有的办公用品、储存的粮食蔬菜、甚至工作人员的衣物等，都被一掠而光。使馆经商参处的同志闻讯驱车赶到工地，没想到刚一下车，奔驰车就被抢走了，公司的车也都不翼而飞。被抢后的工地一片狼藉：有的墙被推倒，有的屋顶被掀掉……公司的人员被迫暂居使馆，等候回国。
    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建筑工地成为一片废墟。几年过去了，南昌公司的人也曾来过几次，但至今仍没有一个了断。
    华人屡屡遇害
    武装动乱后，地拉那频频发生涉及华人的刑事案件。1998年10月17日，正在家里过周末的D公司的CH老板接到一个阿国陌生人打来的电话，称准备购买一批货，想在次日把购货清单送到公司。
    翌日下午1时左右，那个打电话的陌生人如约来到。刚一进屋，他便把手枪对准了CH:“跪下！交出门钥匙！”接着，3个蒙面人迅速从后门闯了进来，拿出胶带条，封住了CH的眼睛和嘴巴，拴住了手脚，然后把他塞进麻袋，像搬货物一样搬上了面包车。离开前，绑架者在桌子上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国人，CH已被绑架，你们一不准报警，二要交出25万美元赎金。否则，我们将把CH杀掉！”
    汽车在地拉那兜了几个圈子，最后开到一个隐蔽的防空洞旁，把CH投了进去，蒙面人（绑架者团伙）松开了CH的双手，撕下了嘴上的封条，逼他说出一个既能讲阿语又能讲汉语的人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赎金。
    19日早晨，懂中文的阿国雇员N先生来到公司，发现了桌上的纸条，大吃一惊，随即报告了地拉那警察局和中国驻阿使馆。警察局接到报案后十分重视，立即进行研究和部署，并要求N先生积极配合。
    当晚，N先生在家里接到绑架者的电话，命令他立即找公司的另一个中国老板联系，交出赎金。N先生按照警察局的指示，故意拖延讲话时间，以便让警察局窃听并检测电话打出的方位。N先生在电话中告诉他们，另一个中国老板正在中国，钱也已汇回中国，他表示立即打电话请他马上汇款。
    CH老板被困在又黑又潮的防空洞里，仅靠蒙面人送来的几片夹着少许奶酪的面包和自来水维持生命。到了第9天的深夜11时，绑架者又给N先生打来电话，催问赎金汇来了没有。此时，早已潜伏在打电话地区的警察立即行动，当场抓获了一名绑架分子。通过连夜审讯，作案集团的5名成员全部落网，CH先生终于脱离了苦海。第二天，D公司给警察局送去了1万美元酬金，以示谢意。CH也从此离开了阿尔巴尼亚。
    中餐馆好景不长
    人们都说，“有中国人在的地方就有中餐馆”，其实也不尽然，“山鹰之国”就是一个例外。
    90年代上半叶，随着华人的进入，地拉那也曾开办过五六家中餐馆，分布在首都的各条街道上。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这些餐馆就都销声匿迹了。
    “北京餐厅”是来自北京的一家民营公司与阿国人合资开办的，请的是特级厨师，饭菜做得很像样。虽饭店的位置不佳，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回头客还是不少。遗憾的是，合资伙伴关系没处理好，最后不得不散伙。
    “上海酒家”的第一任老板是从亚得里亚海彼岸来的做偷渡生意的华人，他开饭店只是作幌子，待非法生意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把酒家以2万美元的价格转卖给在地拉那做生意的W老板。W刚经营了几个月，房主便借口租房合同不是他签订的，要求提高房租。双方争执起来，最后房主掏出手枪，硬是把W老板赶了出去，将店内所有物品占为己有。
    其他餐馆，也都因经营不善，或卫生条件差、手艺欠佳，以及其他客观原因而昙花一现。但是，几年来，不少阿国百姓和政府官员，以及驻阿的外国人，都为地拉那没有一家中餐馆而深感遗憾，热切希望在这里也能享受到中国的饮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