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两岸“三通”势不可挡 [复制链接]

    8月12日，台湾“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两岸组通过了多项突破性的“共识结论”，建议当局积极开放两岸经贸及投资、推动“三通”；8月15日，两岸海空联运首批货物由厦门经海运抵达台湾省高雄港，然后直接经高速公路送至台北的机场，搭晚间货机送往欧洲；8月22日，岛内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七成以上的台湾民众赞成开放“三通”，近五成的民众认为实现“三通”将会加速两岸统一。
    岛内有关“三通”的“共识结论”和两岸海空联运的实现，是祖国大陆积极推动、岛内各界对台当局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表明两岸全面“三通”势不可挡。那么，“三通”是何时提出的？其现状和前景如何？两岸无法全面“三通”的症结何在？这些问题备受海峡两岸的关注。
    由来　两岸“三通”顺乎民心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定了用和平方式实现两岸统一的大政方针，并提出在祖国和平统一之前，先实现两岸通邮、通商、通航的政策。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倡议“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后来被概括为“三通”）。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提出九条对台方针政策，指出：“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实现两岸“三通”有利于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密切两岸关系和人民的感情，既符合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更是为国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基础工程。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强调指出：“‘三通’主要是先沟通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往来，然后顺理成章地达到统一，这是先行步骤。”1995年1月3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就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早日实现发表八项主张时提出：“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
    进展　两岸“直航”最受瞩目
    20多年来，祖国大陆为促进两岸直接“三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做好了各项准备。在祖国大陆的积极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两岸“三通”问题不断冲破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和层层障碍，已取得局部进展。
    一是两岸间接贸易高速增长，台胞投资祖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岸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形成互补互利的局面。
    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一系列鼓励台商投资、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政策和法律的吸引下，目前有5万多家台资企业、50万台胞、500亿美元资金（协议金额）在祖国大陆。台商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领域不断扩大，高科技投资蔚然成风。据台湾“经济部国贸局”统计，两岸贸易额从1979年的0.77亿美元，增加至2000年的323.8亿美元，21年间两岸贸易总额近2000亿美元。目前，台湾是祖国大陆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市场，而大陆（包括香港）则是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当局禁止台商直接投资大陆、拒绝两岸直接通商、严格禁止祖国大陆资金进入岛内从事任何投资活动，因而两岸经济关系呈现出“间接性、单向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二是两岸互通邮政，电信业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未实现直接通邮目标。
    1979年上半年，祖国大陆率先陆续开办了对台电报、长话和平信业务。1993年，两岸达成了“两岸挂号函件查询事宜协议”，两岸开始互办挂号函件业务。至1997年，两岸间互寄邮件达5000多万件，话务量达6000万人次，目前则是每天50万人次。台湾到大陆的话务量高居其发出量的第一位，大陆去台的话务量也占发出业务量的第二位。两岸间的通信电路已从一开始由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经转，改由经日本、香港海底光缆直接连接，两岸还开通了国际卫星通信电路。
    但两岸仍未建立直达电路，费用还不能直接结算，须经由第三者拆账。由于两岸间接通邮通电，两岸邮电部门每年各自拨付给经转方费用近3000万美元，增加了营运成本，加重了两岸人民的经济负担。两岸邮政部门仍未开办特快专递、包裹、汇兑等业务，远远不能满足两岸民众日益增加的用邮需求。
    三是两岸海上、空中通航也取得局部进展，但均必须“间接”进行。
    1997年4月，福州、厦门至高雄港的“试点直航”开始启动，结束了海峡两岸48年来商船不直接通航的历史。但台当局坚持“不通关、不入境”，两岸贸易货物仍须绕道第三地转运，极大地阻挠了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岛内各界要求“三通”的强烈呼声下，台“行政院”于2000年12月13日通过了“试办金门马祖地区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草案，规定从2001年1月1日起，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所谓“小三通”。实际上，“小三通”只不过是对原来福建沿海一直进行的两岸民众交往和小额贸易的“除罪化”，根本无法满足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需求，其实质是塑造两岸已“通”的假象，妄图化解岛内压力，进而拖延两岸“大三通”。
    面对岛内各界排山倒海的压力，台“交通部”不得不批准高雄“境外航运中心”于今年8月6日开始办理与大陆之间的海空联运作业，这样才出现了本文刚开始时的喜人场景。两岸海空联运标志着两岸直航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小步”，但它是在两岸无法全程空运的背景下衍生出来的，效率仍然较低。此外，在空运方面，1995年12月和1996年8月，澳门航空与港龙航空的飞机经澳门、香港机场换班号，一机到底飞行两岸。
    症结　台湾当局拒绝“一中”
    不难看出，两岸“三通”虽已取得局部进展，但与祖国大陆“一个中国、直接双向、互惠互利”的原则与目标相差甚远。两岸之间之所以迄今无法实现全面“三通”，根本原因是台当局拒绝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陈水扁推行“台独施政”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提出“三通”主张以后，当时执政台湾的蒋经国将“三通”诬蔑为“统战阴谋”，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妄图“偏安台湾”，以拖待变。李登辉上台后，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发展，台当局又改打所谓“安全”、“对等”、“尊严”的幌子，极力阻挠两岸“三通”。李登辉妄图以“三通”为筹码，迫使祖国大陆承认台湾所谓“对等政治实体”地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封杀台湾所谓“国际生存空间”，实质是企图达到“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甚至“台独”的目的。1992年和1994年台“陆委会”先后两次发表“两岸直航说帖”，均抛出以上三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论调。
    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当局杜撰出所谓“两岸通航不安全”的一套说辞，并声称“大三通必须要有宏观的规划，不能让产业空洞化，更不能让台湾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即便陈水扁被迫通过“经发会”，释放出未来两岸“直接贸易、直接通邮”的探空气球，也不忘打出“配合加入W TO进程”的招牌，实际上是要在台当局所声称的“W TO架构”，即所谓“国际架构”下，“在两个国家之间通商、通邮”。同样，在“直接通航”问题上，台当局虽声称要两岸协商，但却故意模糊协商的前提——一个中国原则。陈水扁之所以处心积虑地阻挠两岸“三通”，一是担心“台独基本教义派”反弹，影响“台独铁票”；二是害怕两岸交流扩大后，两岸民众感情加深，“台独”基础为之动摇，更害怕因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而“使台独理论失去战略纵深”。
    趋势　“三通”禁令难以为继
    尽管台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两岸“三通”，但高雄港、台中港和台北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多家航空、航运公司正为抢食“三通”大饼而积极准备，并展开激烈竞争。被称为台湾“航运界老大”的长荣集团更不惜花费巨资，在北京租用最昂贵、最气派的办公大楼，声称已作好两岸通航的“万全规划和准备”。应该说，这绝不是他们头脑发热，而是客观形势使然。
    首先，两岸“三通”是目前岛内经济脱困的主要途径。禁止“三通”不但成为“助长台湾产业、资金外流的帮凶”，更是“岛内经济全面衰退的罪魁祸首”。在祖国大陆经济快速增长，美、日经济发展减速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只有放弃“戒急用忍”，开放“三通”，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才能确保岛内经济脱困。正如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所言，台湾困境的出路在于开放两岸“三通”；“不开放三通，只会让台湾死掉”。
    其次，两岸经贸发展迅猛，两岸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客观上要求两岸全面“三通”。由于两岸未实现直接通航，两岸商品运输及人员往来均须假道第三地，给岛内工商界和两岸人民造成巨大损失；而两岸直航却能创造两岸互利双赢，进一步促进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美国博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郑竹园先生从经济角度分析指出，两岸直航估计可节省1000亿元新台币，而每年近300万人次的旅客往来，更可节省可观的旅费与时间。
    再次，两岸加入W TO后，“三通”的禁令势将难以为继。按W TO规定，会员之间不仅需要达成双边协定，同时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能对另一会员采取歧视性的“排他条款”，而禁止“三通”以及“戒急用忍”正好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这一规范。
    第四，“三通”议题正成为台湾民众、政界人士，特别是在野党问政的焦点议题。开放“三通”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而“台独”铁票又不足以稳定政权基础，深通选举之道的陈水扁在年底选举前、或是竞选下届“总统”前，不得不就两岸“三通”问题“做出某种形式的回应”。
    目前，两岸“三通”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祖国大陆在“三通”的硬件、软件方面早已准备就绪，关键是台当局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解除对“三通”的禁令。当然，两岸“三通”并不以台当局的意志为转移，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两岸加入W TO的新格局，最终将冲垮台当局设置的“三通”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