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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香港  台北 “三城文学”互放光亮
    【台湾《中国时报》2月18日文章】题：上海香港台北——“三城
文学”初交会时互放光亮（记者    徐淑卿）
    虽然都曾经是被殖民的城市，虽然都如此紧拥着海洋，虽然都在不同的时间里接受国际风候的洗礼，但是因为历史的曲折，上海、香港、台北这三个城市的不夜灯火，从来没有同时辉映过。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年开始筹划、预计今年推出的《三城记》系列，才让这三个在不同轨迹中成长的都市，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相提并论。
    尽管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陈保平提起《三城记》系列的企划初衷时说，当初决定邀请上海作家王安忆、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许子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分别编选上海、香港、台北三地的城市文学，只是基于提倡文学的想法，与城市意识的觉醒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三城”的概念一旦被命名，也无异提醒众人，这三个国际城市已经超越两岸三地的政治疆界，而产生一种既竞争又声息相通的新连结。香港：与上海互为镜像
    事实上，香港与上海在30年代就已往来频繁，早有并称双城的夙缘。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在《上海摩登》（牛津出版）末章“双城记”里，不但指出上海与香港互为“她者”的关系，而且也慧眼点出50年代涌入大量上海移民的香港，其实是上海这个传奇都会的“镜像”，即使上海在1949年之后风格有变，但香港对于老上海还是怀着强烈的乡愁。而且，80年代末期以来，上海随着外来投资而逐渐复苏的城市景观，却如同是香港的复制，这岂非“镜像的镜像”？李欧梵的这个观察可说一语道出了上海与香港彼此缠绕的命运纠葛。台北：托寄旧上海繁华梦
    这样看来，从日据时代开始走向现代化，而在近半世纪逐渐具备国际都会雏形的台北，该是悬落在双城脉络之外突然迸出的野草闲花，就如李欧梵开玩笑所说的“双城的婚外情”了？
    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李欧梵认为，华文地区的城市可以在各种层次上找到不同的联系。譬如上述的“香港、上海”双城是一组概念，“京派、海派”又是一组概念，而在上海、香港、台北三城中，受中国文化浸染较深者当推台北、上海。30年代扎根于上海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曾随文人南渡移植到台北，但是，在影视等通俗文化的交流上，香港与台北却又更为密切了。除此之外，台北人对旧上海的恋恋情深，更是一层少被清理的历史残余。许子东指出，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营造了一种思乡的金陵繁华梦，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正是反映那个时代的氛围，影响所及，许多台湾人对旧上海充满了眷恋与想像，因此在近10年上海重建的过程中，台湾与香港都投注了大量资源，希望能打造一个重现昔日风月的旧上海。上海：幻象背后的文化冲突
    有趣的是，上海人固然缅怀旧上海，可是上海的左派知识分子对重现旧上海却不以为然。许子东指出，《三城记》的编选不仅在于了解三地的都市性格，若以文学史的意义而论，它也是为中文文学发展史拾遗补漏，梳理京派传统之外的其他文学传统。而这也碰触到现时上海的文化冲突问题。
    许子东说，中国现代文学简略而言可以分成几个线索：一是陈独秀《新青年》、鲁迅《呐喊》的左翼传统，之后由50年代中国作协一脉相承，认为文学应该是为了救国救民。二是由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等人所代表的京派传统，他们基本上不同意文学是为了经国济世，而主张文学是作家文人情感和艺术表现。第三则是发达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其中最为知名的作家是张恨水。最后则是强调都市的现代派，包括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等。
    这几条线索中，除了京派传统外，其他都与上海有极深的渊源。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上海这个城市发生了变化，鸳鸯蝴蝶派在上海消失而成为香港通俗文学的主流，张爱玲则在台湾乃至海外华人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只剩下左翼传统仍在上海屹立不摇。
    上海文化界这种左翼的文学取向，从王安忆为《三城记》编选的上海卷《女友间》就可略得其情。王安忆为《女友间》所写的长序里，曾经说道：“随着年长，一些奇峻的东西倒是看得平常了，反是人情之常，方才觉得不易。”她也特别提到沈从文对艺术评价最常用的几个字是“家常”以及汪曾祺所说的“看看生活”，因此如果我们期望在这本小说集里看到新上海五光十色灯火灿烂的城市图像，也许就不免大失所望。但是许子东认为，这正是由王安忆来编选上海卷的好处，因为她才真实反映了这个城市50年来的变化，如果由外来者来编选这几年的上海小说选，也许会符合海外对上海浮华的期待，但却是虚幻的。
    带着幻象的外来者可能看不到上海真实的文学流向，但有趣的是，现在上海文坛引领风骚的作家却几乎都是出身于1949年之后随军移民上海的外来者家庭，包括王安忆也是其一，地道的“本土作家”少之又少。许子东说，像王安忆所写的《长恨歌》其实是苏联翻译腔的语言，与张爱玲沿袭《海上花》的语言大不相同，但王安忆却能超越这些，俯瞰上海市井小民的内心。
    三城：历史舞台上谁领风骚？
    李欧梵说，有一次他和几位学者到上海开会，大家争论起到底是香港还是上海的咖啡馆好，最后的意见是，上海的咖啡馆有情调，香港的咖啡好喝。李欧梵则补充一句，咖啡好喝又有情调的咖啡馆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李孝悌也说，台北兼容菁英与通俗两种书写，不像香港凸显的只有物质文明。而从文学市场来看，也许更可以看出台北在华文板块的重要性。
    许子东也指出，上海人熟悉的香港作家是金庸和李碧华，对于西西、也斯等纯文学作家是很陌生的，同样地，香港对王安忆等上海作家也不了解。但是，不论是王安忆还是西西，都可以在台湾获得读者的认同，这或许说明胃纳百川的台北仍有作为华文出版中心的丰厚土壤，只是这样的优势能维持多久就不得而知了。《三城记》的构想由上海拔得头筹，不就是一个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