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北京人有何差异？ [复制链接]

【日本《外交论坛》月刊秋季临时增刊号文章】题：北京和上海的不同变化（作者　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系讲师渡边浩平）　
    　高架公路、电视塔和人民广场扩建工程一经告竣，上海人就开始增强了信心。我熟悉的一位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自豪地说：“上海的实力终于超过了广州，香港亦不在话下。”　
    　１９９５年５月全面实施双休日以后，上海市的消费质量亦发生变化，开始涌现出这样一批人，他们从购买有形物质到把钱用于娱乐和旅游上。保龄球场出现在高架公路两侧，吸引游客的招牌十分显眼地竖立在旅行社门前。公司老板也好，外资企业任职的女职员也罢，他们都利用休息时间到泰国旅游。　
    　在北京看到的变化虽然不像上海那么大，但二环路以内被称为“胡同”的房屋由于重新开发大都已被拆除，三环路以外的集中住宅区和办公楼建设现在进一步向外伸延。　
    　上一次常驻北京时结识的中国朋友，生活比以前富裕多了。前往一位专攻大众传媒的老朋友三室一厅的新居造访，发现房间内悬挂着以光辉灿烂的夜景为背景的彩照，其恢宏气势与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夜景毫无二致。　
    　人们戴的眼镜设计得非常漂亮，身上的白衬衣也变成了以印花布面料缝制得非常入时的衬衣。　
    　总而言之，在北京与官方有联系的人看来比民间人士更有权威。在上海小店主几乎比比皆是，而在北京却没有怎么看到。　
    　北京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解体没有像上海那么激烈，而对投资的限制也没有像上海那样放宽。这或许是因为北京很少有人辞去国有企业的职务，自己创设一家公司，独树一帜的缘故。　
    　仔细观察便可以了解，北京和上海在消费行为方面亦有所不同。这都是些琐碎的事例，如拿上海来说，大屏幕彩电、录像机、组合音响和空调等家用电器制品总是非常畅销。走访家庭可以看到，尽管房间狭窄，却充斥日产家用电器。上海住宅条件极为恶劣，市内被称为“里弄”的住宅没有厕所，厨房也多为共同使用。就是这样的居室也放置着日产最新型大屏幕彩电。　
    　北京的普通家庭，虽然也购置彩电和录像机，却没有像上海人那样蓄意炫耀。个人之间的收入自然是有差距的，但在北京却看不到上海家用电器商店里那种热气腾腾的情景。　
    　北京的商店，至今大半陈列着国内制品。而在上海则不同，仅以香波为例，花王等三大化妆品公司的制品席卷市场。尽管在北京的这些外资企业同样在拼搏，但中国一些老厂家的制品依然销售旺盛。　
    　在北京经常看到而于上海却难以寻觅的就是书店。　
    　上海福建路有几家大书店，但专业书门类不全，普通书只是凑数。北京由于有很多大学，大型书店和小型书店都独自采取了有助于读者选购图书的措施。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告诉人们，在人均消费支出总额方面，上海比北京高，但用于“教育”和“文化娱乐”的支出，北京却超过上海。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的参观者，北京比上海多得多。　
    　若以管窥之见对上海人和北京人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前者对眼前利益敏感，物欲极强，对流行和新事物反应极快。北京人则不把追求商品和流行看成是第一位的，也不崇拜外国名牌，不是对具体的物质感兴趣，而是对抽象的事物表示关心。相对而言，北京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居多。　
    　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爱谈政治话题。而上海出租车司机一开口便问：“你挣多少工资？”“２９英寸的彩电哪个厂家的好？”“日本出租车司机的月薪是多少？”尽是些围绕钱和物的话题。　
    　长江以南的南方人当他们富裕起来的时候究竟对什么感兴趣呢？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这些只要看一看具有同样性格的香港和台湾人便不难设想。不言而喻，若把香港人和台湾人同南方人混为一谈则难免被嘲笑，但同北方人对照，他们确实具有类似性。　
    　北方人尽管重视实惠，可民族意识极强，愚直而又不妥协。当他们真正富裕起来的时候，究竟会确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这些都是人们极感兴趣拭目以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