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受审　全国人受罪 [复制链接]

【台湾《新新闻周报》１０月２５日一期文章】题：一人受审　全体法国人受罪！（作者　
    南天朔）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对绝大多数老一辈的法国人，都是良心难堪的时刻。７０年代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里担任过预算部长的帕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通敌的维希政府时代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罪名而受审。帕蓬的审判，真正受审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的每一个人。历史的括弧近代法国，对于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维希傀儡政府一向无法面对。所谓“维希政府”，指的是１９４０年德军侵法，法国战败，大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双方签订“法德停战协定”后成立的傀儡政府，由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元帅领导，称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维希政府的统治始于１９４０年７月，终于１９４４年９月盟军解放法国之后。　　
    由于维希政府是个通敌的傀儡政权，战争结束后，贝当元帅等被判处死刑，后由戴高乐减为无期徒刑，１９５１年病死狱中。但对维希政府里的７０万公职人员，戴高乐则以“国家大和解”的诉求一笔揭过，仍继续他们的公职生涯。任何国家在被征服后出现的傀儡政权，都是国家重获解放后最难处理的问题，它的首脑可以惩处，但总不能将全部的公职人员都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戴高乐在“国家大和解”的理念下，遂将维希政府放进了“历史的括弧”内。此后的半个世纪，法国人都视维希政府这段时期是不愿再提起的历史梦魇，甚至将维希政府看成“非法国人”的政府。　　
    战后的法国人刻意要遗忘那忘不掉的记忆，但对法国的犹太人而言，维希政府当权的时刻将７．６万余名犹太人送进集中营，而后辗转运到屠场奥斯维辛，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去无回，只有２５００人得以幸存。　　
    这是大浩劫的一部分，也是维希政府的集体罪恶之一。受害者的家属和犹太社区不愿将这些罪恶放进“历史的括弧”内。面对自己的罪恶不过，在“国家大和解”的气氛下，追究维希政府的罪恶并不容易。在过去的时间里只出现过一起，那就是１９９４年的“图维耶案”。图维耶是维希政府模仿德国禁卫军而成立的特种部队的一名军官，曾处决七名犹太人。他的案子在１９９４年被提出指控，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年死于狱中。　　
    “图维耶案”的证据确凿，相比起来，“帕蓬案”则复杂多了。它除了牵涉到罪恶证据的认定与判断之外，更牵涉到对维希政府的评价。或许也正因为它的这种复杂性，该案从１９８３年初次被提出后即一直被搁置，１９９７年则连续经过两次调查，终于正式成案并交付审判，从１０月９日起，估计将于１２月２３日结束。“帕蓬案”的审判已成了近代法国最大的政治审判案件：　　
    （一）维希政府时代的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几乎都已凋谢殆尽。帕蓬本人也已８７岁高龄。这显示出，本案几乎可以说是法国在维希政府期间罪恶的最后一个而且也是第一次有总体性审判意义的大案。　　
    （二）战后法国从戴高乐起，就不愿面对最难面对的维希政府的问题。不过，这种以“国家大和解”的方式来蒙混历史反省的障碍却已于１９９５年起被希拉克总统所打破，他提到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６及１７两日，法国警察将数千名犹太人驱往巴黎一个体育场集中拘管，而后送往集中营的往事时指出：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已不能推诿给纳粹德国，这种罪恶必须由维希政府下的法国人自己来承担。过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的法国人已有了面对自己罪恶的心理准备。审判傀儡政权今年８７岁的帕蓬，细究他的生平，或许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个非常普通的法国人。他１９３０年是法国内政部的一个小小的行政人员，维希政府时他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任中低级行政官员。在维希政府内大概算得上是个负责尽职的小地方官，他曾间接地为当时法国地下抗德组织做了一些事，因而战后的政府在查证后遂视他为一个小小的英雄。很可能他就凭着这样的功绩，战后遂开始陆续跃升。他６０年代曾任地方警察局长，而后脱离行政体系而从政，７０年代德斯坦主政时遂出任预算部长之职。　　
    不过，１９８１年后他的命运却开始逆转。一个当年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家属，在查证当时运送犹太人的车辆调度文件时竟发现了他的签名，这意味着他参与了当时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的作业。吉伦特地区当年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多达１５６０人，他的参与使得他必须为这些人的受害负起责任。“帕蓬案”已成了审判维希政府的一个象征。　　
    维希政府是个政治上失败的政府，但当它存在时，它毕竟维持住了一定的秩序和国家自主性，也确保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定。所有的傀儡政权固然都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指责，但是无法要求每个人都誓死反抗。以前的法国人对维希政府很难面对，只得以“国家大和解”为诉求将其略而不论，否则一路清算下去，维希政府下的每个公务员和公民都难以逃脱通敌等罪名。无辜的守法公务员对维希政府的历史评价固然可以宽厚地予以理解并缩小打击面，但维希政府在迫害犹太人这个问题上却有太多问题无法含混带过。早在纳粹德国向维希政府要求迫害犹太人之前，法国即已不准犹太人出任公职及某些特定职业，接着又要求占领区内的犹太人佩戴黄星标志等，这显示维希政府将７万余名并非诞生于法国的犹太人遣送至集中营，任由纳粹德国杀害。这些罪恶是无法全部推给纳粹德国的，它除了应由维希政府负责外，纵使普通法国人也应承担起一定程度的良心责任。　　
    因此，“帕蓬案”的审判前，法国的天主教会立即发表道歉声明，为当时教会对这种迫害的沉默向犹太人道歉。法国最大的警察工会也同样向法国的犹太社区表示道歉，它承认当时遣送犹太人至集中营不是少数人的罪恶，而是一种集体性的罪恶。法国对战时的罪恶虽然反省较迟，但终究无法避免。　　
    不过对于帕蓬，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了，他自己在审判前发表过声明，宣称自己的无辜，他当时只不过是个中下级公务员，上有地方行政首长，不能因为自己战后当到部长即必须承担一切责任。他并且表示，将犹太人送往法国的集中营，他或许应负一部分责任，但由法国的集中营再转送到奥斯维辛，则和他完全无关。他的律师团也为他辩护说，他当年在担任地方官员时曾删减遣送名额，也曾暗助过地下抗德组织，因而将他起诉审判完全没有道理。责任归属难分辨帕蓬这一边的辩护逻辑所根据的是严格且直线的因果关系，他没有下达过任何迫害犹太人的命令，他只是个中下级的小公务员，没有行使罪恶的权力。　　
    但提起诉讼的律师团这边，所说的却是另一套逻辑。律师团认为帕蓬当时服从纳粹德国的命令，“他非常努力地让遣送犹太人的车辆不误点，遣送的名额达到指定的要求，尽量不要有人逃脱”，受害人的家属及律师团认为吉伦特地区当年将１０００多名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帕蓬应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因此，“帕蓬案”乃是一起棘手的案件。战后的德国许多思想家在追究纳粹罪恶时早已发现，现代的国家罪恶已愈来愈难以辨识它的责任归属。邪恶的统治者下达命令，下面的各级公务员只不过是奉公守法地执行他们应执行的命令。对于这种集体性的罪恶，唯一的克服之道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的良心水准，不让任何极端的政治民粹出现，这乃是战后德国在反省纳粹集体罪恶后得到的答案。法国历史学者诺拉说：“帕蓬案乃是维希傀儡政府的副产品。”迟来的历史反省目前“帕蓬案”已正式进入司法审判。帕蓬当时只是个中下级的小公务员，但因他后来宦途得意，他始成为样板被告，借着他来对维希政府的所为进行清算与重估。帕蓬现已８７岁高龄，两年前才做过心脏手术，因此，有关他的审判，再加上反复上诉，全案可能要拖到两三年之后，他是否能活到那个时候都值得怀疑。　　
    不过，借着审判帕蓬而审判维希政府，对法国人而言，却是一次迟来的历史和集体罪恶的反省。法国天主教会和警察工会为以前的缄默和服从而犯下的罪恶表示道歉，对法国人而言，这就已是一种道德的清洗，一个良心被洗涤过的国家才可能对集体罪恶更有免疫能力。这时候，帕蓬是否被判有罪，也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