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邓小平（上） [复制链接]

编者按奥克森伯格博士是设在檀香山的美国东西方中心的主席。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他曾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专门研究中国和中南半岛问题。奥克森伯格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９年间曾１４次与邓小平会晤，并帮助安排了邓小平１９７９年１一２月的访美之行。此文是作者１９９５年２月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表的题为《回忆邓小平》的讲话。
    我同邓小平的会晤贯穿于他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始终。我第一次见到任副总理的他是在１９７７年８月我随国务卿万斯访华期间。那次会晤是在他被迫引退１５个月之后刚刚重掌权力的时候进行的。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时邓在政治局内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直到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才完全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就是在这第一次会晤中，这位小个子也显露出力量与信心。他使人有一种他已经大权在握的感觉。从别的中国人对他的尊敬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中国的卓越领导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随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到１９８９年年底，邓已经上了年纪，受到悉心周到的护理。但他依旧是说了算的人物：处理问题很果断，不乏机敏的幽默感，还时常发出讥讽的笑声。他直到最后依然是一位大胆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坚决维护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关心中国的稳定、团结和发展，拥有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敏锐而求知若渴的才智。
    同他举行的会晤全都是实质性的和有意义的。他会在同外国领导人会谈的过程中制定政策、发布指示和作出决定。实际上，你可以看出他什么时候是在探索新领域，用他的话说叫做“勇于探索禁区”。当他望着交谈对象的时候，他通常很快的讲话速度会放慢。当他考虑怎样确切地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他的嘴唇会轻微地颤动。在译员翻译他的讲话的过程中，他会环视他的中国同事，竭力从他们精明的点头中获得对他的睿智所表示的称许。
    例如，在１９７９年春季，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曾向邓提到她对中美关系中一些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特别是纺织品谈判陷入僵局这一点感到苦恼。邓当时急不可待地要求中国外贸部的官员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官员当晚就照办了。
    难怪美国官员希望会见邓。他的果断曾多次冲破中国官僚主义的繁琐程序，使问题得到解决。他维护并培育了中美关系。
    他不仅行事果断，而且大胆和富于想象力。１９７８年７月，卡特总统的国家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团访问中国。这是历来到外国访问的威望最高的一个美国政府科学管理官员代表团，成员中包括美国航空和航天局、全国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所的负责人以及能源部的约翰·多伊奇等等。同邓的会谈转到了经济发展、贸易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当时还处在开放的初期——等问题上。他指出，世界能源短缺，而中国的煤却有富余。使代表团全体成员感到惊讶的是，他表示可以拿出一个大型地方煤矿让美国来开发。他提出用那个煤矿所产的煤来换取美国的各种设备。当邓向普雷斯征求对他的建议的看法时，普雷斯简直不知说什么好。这种无言以对的情况在他来说是很少有的。这项建议提得是那样率直天真，如果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那只能是它的大胆了，因为它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的自然资源中占有股份，持这种主张在毛泽东时代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当然，这就是邓小平同哈默西方石油公司首创的平朔露天煤矿的由来。
    邓总是从全球和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具有把复杂的问题归纳成精辟的思想这样一种杰出的简化本领。他最善于分析苏联扩张主义。他把欧亚大陆的地理状况比喻成一副杠铃：一头是西欧，另一头是东北亚，这两个地区若能加以协调，就能有效地遏制苏联的威胁。邓警告说，苏联的目标是切断欧洲和亚洲之间脆弱的联系，从而将这两个地区分开。１９７８年，他预言苏联会采取南进战略，目的在于扩大苏联在伊朗、阿富汗和越南的影响。它的最终目标是马六甲海峡。在他看来，中美合作对于阻止苏联在这三个关键国家的扩张势头是至关重要的。他对８０年代世界局势的发展作出了极有先见之明的预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