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文章：高等教育经济学 [复制链接]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文章】题：教育经济学（作者
    苏珊·李　丹尼尔·罗斯）高教市场显露竞争迹象高等院校的学费急剧上涨，几乎达到通货膨胀率的两倍。但是，整体数字隐藏了某些出人意料的相反情况：事实上，许多学校都降低了学费。是的，高教市场已开始显露竞争的迹象。弗吉尼亚州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戈登·戴维斯说：“学生和家长们面临着种类繁多的选择。”
    让我们看一看北卡罗来纳州落基山城的卫斯理大学目前的情况。想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们往往不选择这所私立的文科大学，而是进入附近便宜一些的公立大学。卫斯理大学校长约翰·怀特说：“很多人拿不准投资于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是否合算。”
    而且，高等教育的费用已经令中产家庭苦恼不堪了。的确，为什么不选择便宜些的学校呢？
    所以，卫斯理大学对新生降低了２３％的学费，并且固定了返校学生的收费标准。目前，卫斯理大学每年的学费为６６００美元，与它的公立大学竞争者们的差距在大约２０００美元以内。
    这样做的不止是北卡罗来纳州卫斯理大学一所学校。有些学校固定了学费的数额，还有些学校根据通货膨胀率为继续就读的学生确定学费的涨幅。
    许多通常比较昂贵的私立大学都降低了学费，有些州立学校也积极地加入了这一行动。公立院校的学费当然是政府经过协调确定的。收费的下降是公众对州政府施加了压力的结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几家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已经开始通过缩短获得学位的时间间接降低学费。把取得学位的时间缩短一年等于学费减少和参加工作的时间提前。
    在这之前的１５年里，学费一直呈急剧上涨的趋势。根据总审计局的一份报告，尽管消费价格指数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６年间以缓慢的速度增长了７９％，注册学生人数约占所有大学学生人数２／３的公立四年制各大院校的学费在同一期间内却令人惊讶地上涨了２５６％。私立学校的学费则上涨了２１９％。
    如果学费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那么，今年做父母的在若干年后为支付孩子读私立大学的学费和食宿费用每年将要达９万美元。高等教育总是投资热点
    为什么在让顾客接受涨价越来越困难的那些年，各大院校却拥有商业人士所谓的制定价格的权力呢？
    从经济方面讲，答案为：高等教育历来都是相当好的投资。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即使把因复利而投入的钱计算在内，大学学历都是可以赢利的。以约整数计，一个大学文凭每年的利润率（把通货膨胀计算在内）是１３％到１４％。这超过了股票的长期收益，也使债券的利润显得微不足道。这解释了孩子高中毕业后如果直接去工作并把上大学的钱投资它用，将来为什么很可能要过穷日子的原因。
    目前的经济已从依赖体力迅速地转变为更多地依赖脑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学学历的回报几乎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这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７０年代，大学学历的利润率曾下降到一位数，８０年代初则开始回升到两位数。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凯文·墨菲发现，１９８０年，一个有大学文凭的人每小时的收入大约比一个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多４３％。到１９９４年，这一优势已扩大到７３％。墨菲说：“目前，大学文凭带来的收入优势可能高达７５％到８０％。”
    妇女在收入上得到的回报更为可观。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字，有大学学历的妇女比只有高中学历的妇女的收入高出９９％。
    即使在最基本的层次——就业，有大学学历的人也要好得多。在２５岁到２９岁年龄段中，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失业率高出３倍。
    通常说来，有大学学历的人的确比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收入高，而且后者更容易最终陷入没有前途的工作。数字表明，大学教育——无论多么昂贵——仍是一种极佳的投资。
    直言不讳地说，排名榜上的前２５所学校是如此炙手可热，以至于很多人觉得，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学费这么低？这些学校的名额招满后，还有相当多的学生等着入学——他们不仅付得起目前的费用，而且情愿为获得一个气派的文凭而付更多钱。名牌学校的学费在没有确定统一的收费标准以前还要上涨很多。
    所有这些都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大学教育变得这么昂贵。
    然而，市场的支配力终于开始显示出来。为什么到现在才显示出来呢？答案存在于高等教育奇怪的金融结构中。中等收入家庭不堪重负
    首先，花钱受高等教育涉及到两代人之间的转移。不错，子女们得到了较高的回报，并且承受一部分学生贷款形式的负担——这种贷款需要支付利息；然而首当其冲来担负这笔投资的却是他们的父母。这笔需要支付现钱、同时又是家庭预算一部分的经济负担已经达到了使人无法承受的地步。
    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５年，当学费漫天飞涨时，中等家庭的收入只提高了８２％。公立大学学费的涨幅比家庭收入的涨幅几乎大３倍。而私立院校的学费目前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几乎是１９８０年的２倍。难怪中产阶级喊着：“够了！”
    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利哈伊大学校长彼得·利金斯说：“所有家庭都认识到这是很好的投资，但是他们预先拿不出那么多钱。中等家庭的收入总是跟不上学费的急剧上涨。”
    随着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当孩子达到上大学的年龄时，家中的积蓄却已显得不多了。如果孩子的（外）祖父母突然需要照顾，这个问题将尤为明显。
    其次，不断增长的学生间的相互补贴开始令投资的家长们感到不满。种族配额和性别配额的推广意味着更多的学生将得到补助以达到保证学生构成多样化的目的。于是，学校通过扩大区别收费的差距以作为补贴的来源：对有支付能力的学生多收费，用多出来的钱资助那些付不起学费的人。
    然而，尽管对学校来说这种做法是合理的，那些得到极少补贴甚至得不到补贴的学生的家长却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学校在要求他们为别人的孩子投资，而且这时的投资代价太高。
    要求学校降低学费的压力遇到了一种强大的反作用：不容置疑的需要。随着构成学校部分收入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援助在不断减少，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都越来越依靠学费作为资金的部分来源。政府对公立学校每个全日制学生的补贴在学校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１９７８年的６６％下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５１％；而在同一段时间内，学费在学校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从１６％上升到２４％。
    与此同时，二十年来，每个全日制学生身上的开销一直在以超过通货膨胀率的速度飞涨。这些开销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教职员工的工资和行政开支。
    为了遵守联邦政府的法规而增加的开销也是促成支出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另外，吸收不同种族学生的义务也增加了学校的开支。
    好在教职人员的工资已基本得到控制。８０年代工资飞涨的趋势到１９９０年已停顿下来，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不仅如此，学校逐渐发现，教学结构中尚有潜力可挖。像工业界１０年以前所做的那样，教育行政人员正开始进行一定的机构精简和重新规划。
    所以，当家长们想方设法为这笔高回报率的投资筹钱时，他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并不能彻底释然，只是觉得缓解了一些压力而已。那些名气较小的私立大学降低学费的幅度将最大，它们的直接竞争对手是众多收费低廉的州立大学。
    一般说来，在今后１０年里，学费上涨的幅度将低于通货膨胀率。竞争之风正在咆哮着。连那些古老的红砖建筑也无法把它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