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别１９９５年（四·完） [复制链接]

（四）宽容、霸道与其他
    别忘了，今年是联合国宣布的“国际宽容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宽容是我们渴望拥有一个昌盛与和平世界的先决条件”，是“通过对人类共性的认识，尊重多样性”。
    １９９５年记录了这样一些难忘的镜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害后，阿拉法特到他家中向他夫人表示哀悼；７９岁的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１１月到河内会见他的老对手、８３岁的武元甲。前者在今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就越南战争道了歉，说那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宽容的精神指导中国人民对待以往的历史，然而，从日本不时传出不认错、不服罪的声音，这是同时代精神极不合拍的，也是很危险的。
    这一年里从西方向东方投来的目光和传来的声音（电波），也远不是那么宽容。一种偏要把自己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在别人头上的、近似十字军东征式的偏狂，已引起了普遍的反感、抵制和讥评。象李光耀和马哈蒂尔这样一些有名望的政治家，不时给予有力的批驳。德国《法兰克福汇报》１１月４日在一篇题为《文明的较量》的文章中，讲了两个观点：一是说“由于欧洲的扩张和由此所产生的全球化，欧洲特有的结构以及它的标准和价值观，便上升为世界性的标准”；二是说“从科学和技术方面来说，西方还是代表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文明。但是，西方正在弱下去，在全世界范围内非西方化的过程已经开始”。
    西方曾有学者写书宣扬，在没有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文明的地方，不可能有市民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显然，今天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已使这种理论站不住脚了。
    幸好西方社会里并不都是那些偏执的、动辄就想制裁别人的“人权斗士”，也有能够比较冷静和客观地观察东方的人。英国下议院外交特别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厄尔在８月２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语惊人：“现在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问题不是实行西方化，而是实行东方化。”他要人们以“相当冷峻的态度”想想：“是什么东西使得充满活力的亚洲文化具有令人惊奇的内聚力和干劲？”他鼓励英国学生到东方一流大学留学。其实，东方的经济发展，并非只靠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向西方学习，或维新、或改革、或革命，已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吸收和容纳了许多西方的好东西。关键是要好东西。如果西方偏要把不好的、或不适合东方的东西强加于人，至少是太不知趣了。
    今年人们都关注这个现象：俄国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原共产党人纷纷在选举中获胜。这说明经历了几年西化苦涩的选民，又把希望寄托在曾被宣布已彻底完蛋了的共产党人身上。历史赋与他们十分沉重的使命，回头路是走不通了，新路一片荆棘。据美国《新闻周刊》４月３日一期报道，曾在搞垮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时冲在前头的“闯劲十足的艺术家们”，而今十分低沉和迷惘，“感到是他们亲手毁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条件。他们现在有了言论自由，可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再把目光转向自命不凡、一心要领导这个世界的美国，可以打个比方来形容：就象有人站在摩天大楼的顶层高喊“我是你们的领袖”，而大楼的四处都出现了不小的裂缝。这个比喻并非笔者所创，是法国《快报》周刊３月８日一期题为《美国的噩梦》的文章中的描述：“更糟的是，它还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
    ──自己正在走向灭亡。这座大厦几乎处处出现裂缝。”看一看今年发生的俄克拉何马城大爆炸和辛普森谋杀案的判决，便可知道那里百姓惴惴不安的心情。
    德国《经济周刊》８月２６日一期的文章引用社会学家迈因哈德·米格尔的话说，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最后会自己毁了自己。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说，由于国内问题成堆，美国既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道德家也做不成。年届岁末，法国发生了令世界吃惊的大罢工。美国也因为要削减福利而闹得预算也通不过，发生了政府一些部门关门的怪事。西方的福利社会难以为继，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这里确实存在养懒罚勤的现象，但从根本上说，是向富人开刀呢还是向穷人宣战？现在美国最富的１％的人口，每人平均财富２３５万美元，持有全部股票的４６．２％和债券的５４．２％。以下９％的次富人口拥有其余股票和债券的绝大部分，余下９０％的人口仅仅拥有１０％。
    如果只想从穷人的饭碗里抠出钱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那就同宽容与同情沾不上边了。（四）（完）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左）到遇害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家里向他夫人表示哀悼和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