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自传：我的美国之路（一） [复制链接]

    【美国《时代》周刊９月１８日一期文章】题：我的美国之路（作者科林·鲍威尔）香蕉凯利街的岁月
    我生于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５日，那时，我家住在纽约哈莱姆区的莫宁赛德大道。童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个５．２英尺高的小个子男人。在我的脑海里印着这样一幅情景：我从住所的窗口探出头来，看见他从地铁站沿街走来。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戴一顶浅灰色礼帽，腋下夹着一张报纸，迈着外八字步，敞开的大衣下摆来回煽动。他吹着口哨，时而驻足与杂货店老板、面包师傅、大楼的管理员——几乎是他所经过的每一个人——打招呼。在这条街区的一些孩子看来，他是一个瘦弱而好笑的人物，在我眼里他不是这样。这位乐天而自信的小个子男人就是我的父亲卢瑟·鲍威尔。
    在我降生人世１７年之前，他从牙买加移居美国，当时只有２０几岁。他从来不谈他在牙买加的生活，但我知道，他出身贫寒，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第二。他是乘一条运香蕉的船来到美国的，后来进了曼哈顿的一家成衣厂。起初，他在库房里工作，后来成了一名负责发货的办事员，最后当上了发货部的领班。
    卢瑟·鲍威尔从来不让他的种族或身份影响他的自我意识。他是两手空空来到这个国家的。每天清晨，乘地铁去上班，晚上八点才回到家，终日劳碌，养活家庭，教育子女。然而他能这样做，谁敢认为这是低人一等？这就是爸爸的看法。
    我母亲是她九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在牙买加时，她的社会地位略高一些。她念完了中学，而爸爸却没有这种运气。来美国之前，妈妈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速记员。她是工会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也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会员。父亲和母亲起初都是民主党人，母亲至今仍是坚定的民主党人，但爸爸１９５２年之前支持艾森豪威尔。
    １９４３年，也就是我六岁那一年，我家迁到了南布朗克斯亨茨克地区，我基本上是在凯利大街９５２号长大的。那时，布朗克斯有很多犹太人，还有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因为凯利大街街区稍微有些弯曲，因此很多年来它一直被叫作“香蕉凯利”。
    那时，这个地区几乎没有篱笆，我们总是把门窗关得牢牢的。经常被盗，吸毒也逐渐成风，但犯罪和暴力尚未严重到开始预示像在纽曼主演的一部片子中所描写的那种社会崩溃，那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在有人问我何时开始有一种种族归属意识时，我才开始知道，我原来属于一个少数民族。在早先的那些年，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香蕉凯利没有少数民族。后来，犹太人，或是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波多黎各人，或是黑人等，到处都是破口而出的表明种族属性的称谓，有时因此引起了殴斗。不过这不是为了争个“你低我高”，而是为你的这一群人所受的侮辱出口气。
    １９５４年２月，离我１７岁生日还差两个月，我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这不是因为我的天分超群，而是得益于一项加快了进度的教学计划。那时，除了在课余打工时学会的某些技巧之外，我一无所长。我只是一个“好孩子”，“好工人”，仅此而已。
    在莫里斯中学时，我的体育竞赛成绩优异，为此还获得了学校的荣誉。但过了不久，我觉得在范科特兰公园里作越野跑很乏味，就不跑这个项目了。我改跑４００米，因为我跑这个项目速度快一些。
    但一个赛季之后，我又退了出来。圣，玛格丽特圣公会有一个篮球队，因为我个子高，跑得快，又是堂区俗人执事的儿子，所以教练有心给我一个机会。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当板凳队员，因此很快就退出了球队。以后的几年，经常有人要我打篮球，或当教练，这显然是出于一种种族成见，认为我擅长此道。当我长到说话能使人信服的年纪时，就找了一个慢性“腰病”的借口，避开了球场。
    我这样有始无终，见异思迁，引起了父母的担心，他们没有明说，但我心里有数。不过，我确实也有一个突出的方面。我是一名优秀的牧师助手，我喜欢我在圣
    ·玛格丽特圣公会中承担的宗教责任。这里有组织、等级制度、常举行盛大的庆典，这个宗教世界——现在想来——与军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也许那本１９２８年出版的祈祷书注定要成为陆军训练部队的经典。假如我在那个时候参了军，我母亲一定很高兴。但我没有受到征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