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文章：美国亚洲政策面临困境 [复制链接]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秋季号文章】题：亚洲政策面临危境（作者哈里·哈丁）
    像大多数新任的美国总统一样，比尔·克林顿也与亚洲共度了一段蜜月时光。从１９９３年头几个月看，他好象能继续保持他的前任处理与亚洲关系的方法中的最佳方面，尤其是对亚洲安全的承诺，同时更加关注为前任所忽略的诸如人权之类的问题。但是到１９９４年５月，新政府的亚洲政策却处于灾难的边缘。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均告紧张。美国与北朝鲜在走向一场军事危机；与日本到了爆发贸易战的地步；与中国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发生对抗；与东盟在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其它一些友好国家惊愕地看到美国的亚洲政策似乎要解体。
    美国政府在亚洲的困境是其外交政策不连贯和对该地区形势的错误理解所造成的。克林顿总统对在亚洲花费时间、对其进行政治投资不感兴趣也不在意。他的顾问们目光短浅，也无力协调政策。他们错误地认为，与亚洲打交道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施加公开的一致压力；还错误地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对今天的亚洲仍具有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吸引力。
    幸运的是，美国政府从危险的边缘及时退了回来。１９９４年５月，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承认美国的政策已深陷困境。政府开始采取行动“修补”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并避免与北朝鲜爆发危机。但是，如果新的方针不只是单纯地为了防止损害进一步加剧，而是要做更多的事情，那么，美国政府就应纠正原来造成的问题的结构性、认识性方面的缺陷。
    克林顿在亚洲政策上所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其本身的特定原因。既有战略上的失败，又有战术上的失败；既有时机选择上的失误，又有言辞上的失误；既有忽略的事情，又有做错了的事情。但是，同时，这些问题反映出了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总体特征和在处理与亚洲关系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设想。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克林顿总统全神贯注于国内事务而不愿过多地关注外交政策或为其花费太多时间。由此产生了几个进一步的特征。首先，外交政策仅仅是作出反应，是受立法最后期限、外交时间表和紧迫危机驱使的。没有抓住本无最后期限的机会，因此必须处理同与之不存在更广泛合作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危机。对华政策便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之一。
    克林顿对外交事务缺乏兴趣的另一个后果是，做决定时考虑得总是非常狭隘，并只着眼于眼前，而不是建立在高瞻远瞩和全面战略的基础之上。
    克林顿把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的第三个后果是他基本上拒绝对总体上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亚洲洲政策——进行政治投资。尽管事实是，明智的政治投资将带来可观的回报，但是政府试图将其政治影响力贮藏起来，只把它花在它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上，诸如在预算问题上达成妥协方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保健计划。
    考虑到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紧密相联，总统越来越难以将制订外交政策的任务授权给其他人。克林顿无意做此尝试。即使他这样做了，他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高级顾问们也不会表现出他们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权力。没有多少迹象表明，他们懂得亚洲所具有的活力，或者他们已为这一地区制订出一项全面的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