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伯伯周恩来（三） [复制链接]

    周总理拿起那块烂铁块，翻来覆去地看，异乎寻常地专注。
    “您不喜欢我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吗？”我问。
    起先他没有回答。后来，他看着我，但没有理会我提的问题，而是要我确切地告诉他，我们是怎样炼钢铁的、是怎样建小高炉的、学校里还发生了别的什么事。
    他很专心地听我介绍，尽管我因为感觉到他不高兴而谈兴大减。我最后说了我们学校炼了多少钢。
    “我不相信，”他说。
    周总理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
    “现在，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学习功课。孩子们应当回到学校去。像这样把他们拉到教室外面去是错误的。”然后他便立刻换了另外一个话题。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后没有向别人透露周总理对大炼钢铁的反应。我的热情下降了，此后我便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注视大炼钢铁运动的发展。
    我和无数的其他人都曾沉浸在大跃进最初几个月的狂热之中。当我静下来思考时，我将内部现实与外部现实加以对比，我常常发现内部现实颇能给人以力量，颇使人放心。只有在中南海高墙之内，在上层领导人中间，我才能听到批评的声音。
    大跃进造成严重后果，随着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和全国各地出现饥荒，我注意到周总理在公开场合总是讲：“同胞们，我们必须勒紧裤带。我们将战胜困难。”而他在私下里却说：“看看，人们在挨饿。我们该怎么办？”在我看来，这不是悲观失望，这是正常的。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我回北京去看望周总理。我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很糟。四人帮对他的迫害逐步升级。当时我已有６个月的身孕。但是，如果那时我不去看他，说不定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周总理住的宽大的病房里散发着刚粉刷过的气味。他的大病床放在病房中间。角落里放着一张护理人员睡的小床。房里放着各种仪器，准备随时急救之用。
    周总理独自靠坐在床上。我曾经熟悉的精神饱满、精力充沛的周总理不见了；一周前的手术使他变得苍白、瘦弱和精疲力尽。我的脑子里产生了各种忧郁的想法。
    “伯伯，他们对你好吗？”我问道。他当然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很好，让我不要担心。
    “我希望我的身体能恢复起来，好去访问泰国，”他强作笑容地说（内心显然很痛苦），“但是马克思已送来了请帖。我还有许多事没有做，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周总理很骄傲地谈起中泰即将建交一事。无论是与他，还是与我的父亲，政治都是我们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