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 [复制链接]

    【俄罗斯《旅伴》月刊文章】题：安德罗波夫交给我的任务——老特工自述
    这件事只有两对夫妇和已故的克格勃两位最高领导知情。当时我在驻联合国代表处担任一个相当体面的职务。
    ２０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妻子回莫斯科休假。各处汇报工作、分送朋友托带的礼品用了一星期，突然，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局长莫尔京叫我去。怪事，我这个级别离总局长亲自接见还远着呢。
    我诚惶诚恐地进了他的办公室。寒暄之后，他问：“家里一切正常？夫人好吧？”
    “是！”我像军人一样答道。我看到，办公桌上放着我的档案。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名和父称——编者注）想找您谈谈。”
    “遵命！”
    “汽车已经在门口了。”他说，随后又给安德罗波夫打了电话，说３０分钟后到。
    安德罗波夫请莫尔京自便，说有话同我单独谈。
    “听说您写诗？给我背一段，好吗？”
    我背了首自己写的抒情诗。
    “我算不上诗人，不过喜欢您的诗，因为我有时也发发雅兴……”他给我背了一首相当长的诗。我想，这是在制造相互理解的气氛，不知后面有什么名堂？
    “您喜欢美国和美国生活方式吗？”
    “喜欢，不过我们永远都无法爱上美国和美国生活方式，就像穷马车夫欣赏男爵的城堡，但无法爱上城堡及其主人一样。”
    我们聊起了美国的习俗，安德罗波夫问：“ｗｉｆｅｓｗａｐｐｉｎｇ（换妻）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谁不知道？据说美国有３％的家庭这么干。我如实说明，但安德罗波夫对此的熟悉显然不亚于我，纯粹是出于礼貌才听完了我的解释。
    “我对您有一项建议，您可以拒绝，没关系。美国有一位接近总统圈子的人，姑且叫他Ｘ先生吧，他掌握着独一无二的珍贵情报。我们的同志试探过，攻不进去。收买不行，他是亿万富翁，用信念去感召也不行，没有思想基础。他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也都无懈可击，我们没有把柄可讹诈。但我们窃听到了他同妻子在外国一家旅社房间里的私房话。丈夫试探地问妻子，是否想换个伴侣，临时调剂一下。数来数去，在他们熟悉的、条件合适的夫妇中只有你们夫妇这一对。”
    我傻了。哪怕他叫我端着自动枪跳伞到敌后，哪怕他叫我去割断敌国高官的喉管，哪怕他叫我去撬中央情报局的保险柜，我都有思想准备，可是这事……
    “我服从命令，我是军人，宣过誓，可是我妻子对这件事会怎么看？再说，我们的文件是保不了密的，我的这桩‘美差’会传得尽人皆知，以后给我栽个腐化堕落的罪名……”
    “不会见诸文字，到现在为止，只有您、我和莫尔京三人知道。连我国驻美情报首脑也只知道您有特殊使命，他的义务是为您提供方便。”
    一回家我就邀尼娜到一家高级餐厅。听说这项任务后，她又是哭，又是低声咒骂，最后还是服从了。
    回纽约已是９月份了，在招待会上见到了Ｘ夫妇。拉关系、套近乎是我们的职业特长。我们两对夫妇很快就亲切地你我相称了。终于，决定性的一天来到了。
    我和妻子驱车来到Ｘ先生的郊外别墅，一切按事先设想的方案进行。
    第二天早上九时，Ｘ先生把我拉到一旁悄声说：“尤里，咱俩现在是哥们儿了，到死都不变！不论你让我干什么，一句话。”
    “谢谢，也许以后我会需要哥们儿帮忙的。”
    我向莫斯科发了密电，用了我同对外情报总局局长事先商定的一句密语。
    Ｘ先生当然没有成为我们的间谍。但每当中央要了解复杂问题的确切答案时，我都约见Ｘ，每次都获得了满意的信息，他从未让我上过当。
    我国驻纽约情报总部接到了斯维里多夫（安德罗波夫的一个假姓）署名的嘉奖电，我知道，这里有我的一份功劳。
    结束在纽约的任期后，我仍不时同Ｘ在第三国见面，最后一次是在契尔年科刚去世后，当时头儿已换成克留奇科夫了。但他可能并不知道，Ｘ先生提供的情报是我方以什么代价换来的。
    最后一次会面是在雅典。我的“哥们儿”告诉我美国对苏联今后几年的预测，使我毛骨悚然。我不敢相信，但事关重大，只好立即提前离开雅典，回莫斯科汇报。局长听完后，脸色阴沉地一声不响，看来我的情报同他已掌握的情况吻合。
    他让我写一份报告，不注情报出处、不署名。很快，上面来了指令，停止跟Ｘ的一切接触，我也被调离了外勤工作。
    此后我国发生的剧变证实了Ｘ先生的预测。我身边留下的除了回忆就是安德罗波夫给我的奖状“兹奖励出色地完成一项特殊使命……”
    现在我已退休，偶然从电视新闻中还能看到Ｘ先生夫妇，妻子虽说略显苍老，但依然体态苗条。我常常自问：我做的这一切，难道真是祖国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