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贝利亚事件的几份证词 [复制链接]

    【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文章】题：坦白的供词原编者按１９５３年６月贝利亚被捕后，他的许多同事被要求协助调查，并写出与他共事的情况。直到现在这些信件才被公开。这些信件中的主角既不是贝利亚，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写信者本人。他们诚实地交代，在贝利亚当权时他们如何本着党性原则为他效劳。
    著名革命家列佩申斯基的女儿列佩申斯卡娅１９５３年７月ｌ—８日写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在战前。我记不得是１９３９年还是１９４０年）有两封让我觉得可疑的信落在我的手里。
    我们家的上面（我们住在政府大楼的第１１层）有一个垃圾焚烧炉。那时这个焚烧炉有毛病，因此常有大量烧了一半和未烧的纸片落到我家的大阳台上。
    我从阳台上的一堆信中捡起一封看了一遍。这封信的抬头是“亲爱的波格丹·扎哈罗维奇”，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们这里能找到自己人，只是武器不够。”落款是“任布罗夫斯基”。信是装在信封里的，收信人是科布洛夫。科布洛夫这个姓我是知道的。
    我又注意到落在阳台上的另一封信。这第二封信没有信封，也没有抬头，内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这里天气不好。”我觉得很可疑。
    我不知道把信交给谁，于是就请政府大楼的党组织出个主意。
    “噢，正好，您可以交给这位同志。”有人指着一个身穿军装的人。我把信交给他，他就看了起来。他看信时的反应令我非常吃惊。他的双手开始颤抖，并紧紧地拿着这两封信，好像怕被人夺去。我问他姓什么，他在一个便条上给我写下了姓名和自己的电话号码。可那张便条现在却找不到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得知，科布洛夫就住在我们那个门里，是贝利亚的副手。另外我还了解到，任布罗夫斯基也在政府大楼住过，他被逮捕之后迁到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去了，他是从那里给科布洛夫写的这封信。
    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给贝利亚写了封信。疏散回来后得知，科布洛夫仍逍遥自在地身居要职，我就又写信给贝利亚汇报这些情况。不过这次我去找了泽姆利亚奇卡，请她把这封信亲自交到贝利亚手里。过了些时候我向她打听有关信的情况，她说已把信交到贝利亚手里了。
    很快就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话筒里传来的是女人的声音。交谈的内容如下：
    “是列佩申斯卡娅同志吗？”
    ‘“是的。”
    “贝利亚想和您谈谈。您什么时候能来？”
    “什么时候通知我，我就什么时候去。”
    “那好，我再给您打电话。”
    此后再也没人给我打过电话。因为我不久前得知科布洛夫还活着，所以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汇报上述的全部情况。
    下文摘自前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人员姆希塔罗夫给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那还是１９２１一１９２２年，在巴吉罗夫任主席、贝利亚任实际上的副主席和秘密行动处处长的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进行清党时，一位叫库兹涅佐娃的工作人员揭发说，贝利亚曾企图在办公室里强奸她，但遭到她强烈反抗。
    为了堵住她的嘴，贝利亚表示愿意从他办公室保险柜中取出一枚贵重的戒指送给她。巴吉罗夫把这件事压下去了，可是库兹涅佐娃很快就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被除名了。
    阿塞拜疆国家政治保安局机要处在１９２９年发现了贝利亚的人事卷宗，上面注明他是木沙瓦特反间谍机关的侦探。在阿塞拜疆国家政治保安局党的会议上和党的积极分子中传阅了这份卷宗，该局的共产党员要求立即追究公然渗入机关的敌方奸细贝利亚和掩盖贝利亚犯罪活动的巴吉罗夫的责任。
    然而，由于巴吉罗夫、罗坚斯和被他们迷惑住的其他一些人的努力，贝利亚不仅没有被揭发，而且“贝利亚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下达的任务在木沙瓦特间谍机关工作的”这一巴吉罗夫的说法被大肆散布。
    揭发他们的人被贴上了“宗派主义分子”的标签，几乎整个机关的人都给打发走了，又派来一些不正派的、看上去很可疑的“肃反工作人员”。
    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和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许多领导干部揭发贝利亚和巴吉罗夫犯下的大量具体罪行的证明文件、详细的供词、答复和声明被编成了整整一卷材料。这卷材料被装订成两册书，然后被送往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外高加索区委会和莫斯科。
    今天像２３年以前一样，这本书的每一页对这些冒险分子早在１９２９年以前就干下的十分卑鄙的勾当都是一份判决书。现在这本文献性的书还完好无损吗？或许他们在完全夺取了权力（贝利亚在外高加索区委会掌权，巴吉罗夫在阿塞拜疆国家政治保安局和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掌权）之后已经没收并销毁了？
    下文摘自前俄共（布）卡巴尔达州委书记库梅霍夫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０日给苏共中央书记沙塔林的信：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日贝利亚来到了纳尔奇克。贝利亚建议我乘他的汽车到厄尔布鲁士山去。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我们（贝利亚、科布洛夫、马穆洛夫和我）就驱车前往厄尔布鲁士地区，不过我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在顺利抵达厄尔布鲁士山脚下以后我们下了车。他们用格鲁吉亚语彼此交谈。后来贝利亚建议我同意把厄尔布鲁士地区转让给格鲁吉亚。我问他：“为什么要转让？”贝利亚答道：“格鲁吉亚应该在高加索山脉北坡有条防线。”我回答说，我不能同意，因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所属的俄罗斯联邦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十分成功地保卫这个地区。在回来的路上贝利亚再次问道：“您没改变主意吗？”我回答说：“没有。”回到纳尔奇克后我们请他吃饭，但他拒绝了。贝利亚在纳尔奇克火车站动身时又一次开口说：“请您发表最后的意见。”得到的答复仍是否定的。于是科布洛夫对我说：“您会后悔的。”贝利亚到底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毫无根据地改变了俄罗斯联邦与格鲁吉亚共和国之间的国界。
    下文摘自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长和前苏联国家监察部长梅尔库洛夫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１日给赫鲁晓夫的信：
    １９２３一１９３８年我在第比利斯与贝利亚共事时与他有过长期接触。我感到，在适当的时候到来之前隐瞒自己的计划并等待机会，这是贝利亚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前一直采取的策略。贝利亚文化程度不高，尤其是他在第比利斯工作的那段时间，语句通顺的句子他简直就写不出几行来。
    除了报纸以外，我几乎从未见过贝利亚阅读什么东西。在莫斯科看到贝利亚已置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时，我有时想，难道他就不需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吗？要知道，他具备开设专门的马列主义课程和给自己请来莫斯科最好的教师的条件。我甚至曾想给他提个建议：不懂马列主义就不能正确地参与管理国家。说明手持大棒者为日里诺夫斯基，叶利钦背上的外文为改革（原载德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