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有心全球试身手 无奈事艰志难酬 [复制链接]

    【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２月２７日文章】题：和平斗士
    “我到纽约已经两年了，还从未去过剧院。如果说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令人吃惊之处的话，那就是：冲突如此之多。”
    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的一席谈。这位秘书长已经成了外交避雷针。面对全球令人深恶痛绝的枪击战，目睹充满恶意的种族纷争，美国和西方大国并不特别重视。而加利这位联合国“首脑”却从客观上缓和了紧张局势。
    诚然，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冷战后的安全考虑。但是，也可以说，加利的负担是他自找的。这位７１岁的埃及外交官和学者不信老一套，即联合国秘书长应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处理国际事务的神秘人物，但见其人，不闻其声。加利打破陈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冷战后出现了混乱，加利发现联合国可以发挥作用，于是采取了果敢的行动。
    索马里闹饥荒，他敦促美国派兵前去拯救；柬埔寨、波斯尼亚和海地的局势变幻莫测，他力促联合国进入新阵地；朝鲜与联合国在核计划问题上陷入僵局，他就借周末之机飞往朝鲜半岛，设法解决问题。不久前，加利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指出：“在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联合国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对弱国而言，而且对强国亦如此。”
    然而，加利的不幸在于：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准备的时候，他扮演了一位直言不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秘书长的角色。比如，克林顿政府执政伊始，为了博得联合国的好感，似乎想分担一些维持和平的重负。
    然而，当出现美军人员伤亡时，克林顿就缩了回去。美国领导人缺乏加利所说的那种决心和明确目标。这种不良局面导致秘书长与美国之间多次出现激烈冲突。他的个性着实令美国决策者头疼。
    加利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任职期满后，他将不再竞选秘书长一职。加利主张集中精力加强联合国的实力。但是，许多联合国的圈内人士说，加利的这种做法孤立了自己。他们认为，倘若加利不迅速吸引一批支持者，那么他的计划肯定要落空。事实上，加利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他坚持不懈地在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和非洲文化之间奔波努力，俨然是个国际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自我封闭，是个孤独者。
    他不怕担风险。这种精神从他的婚姻中亦可窥见一斑。作为一名基督教科普特人，他娶了一位犹太人的女儿。复杂的是，这位佳人年轻时在一位热心教母的“开导”下皈依了天主教。谈起这桩姻缘，加利就说：“我决定冒险。”
    刚刚到达纽约就任秘书长一职时，加利只带了一位助手。就是这位助手，在加利宣誓就职前就从他身边一走了事——为了追一位女服务员。置身总部，加利没有知己。即使是他最亲近的顾问也无法肯定他想干什么。
    加利毫不掩饰他对联合国这样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不满。有一次，他当着来访政府领导人的面，不留情面地称联合国官员是“官僚主义者”。他坚持要求，高级官员出访必须得到他的批准。由于总部尽在不定之中，因此两年来联合国居然没有出版工作人员电话号码本，因为担心出现突然变动。
    就外交礼仪而言，加利无可指责。他的举止彬彬有礼，态度不卑不亢，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今年３月，在会晤索马里大军阀艾迪德时，他甚至与之相吻致意，虽然对方给他造成了莫大的麻烦。
    这位外交官有时太粗心。直到今天，他仍然称负责波黑和谈的施托尔滕贝格为“施托尔滕贝格尔”。还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国际法专家秘密会议上，他问与会者第６８７号决议的内容是什么，结果引起一段可怕的沉默。６８７号决议是安理会结束波斯湾战争的文件。联合国秘书长忘了此决议的内容，这无异于教皇忘了第２３首圣歌的编号。
    加利很少参加安理会召开的会议，并且喜欢在代表发言时打断代表的话，结果惹恼了安理会成员国。他还常常无视各国大使的存在，遇事就打电话找外长或元首，因此也得罪了一批大使。加利自己认为，他要在太短的时间内处理太多的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
    但是，加利给联合国注入了一股力量，这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确定了联合国在风云多变的世界中的强有力地位。他并不刻意追求个人权力。比如，他自始至终反对成立联合国常备军，尽管这样会使他成为军队统帅。
    其实，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工作。美国和很多国家拖欠联合国费用。因此，作为秘书长，他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国家支付拖欠捐款，派兵执行维持和平行动。
    加利曾经沮丧地承认：“我没有实权。联合国没有权力。”
    不久前，加利会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时怨言颇多。奥尔布赖特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布特罗斯，你不明白的是，你是我的问题所在。”两人相视一笑。（郑国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