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心香港回归 变花招屡次碰壁 [复制链接]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刊》１０月１７日一期报道】题：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片断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还想保留行政控制晨，我和我的一行人从我们访问的东京起飞前往北京。当时占香港殖民地领土９０％的新界地区租给英国的期限还剩下１５年。香港岛本身是英国的主权领地，但是像这个殖民地的其余地区一样，新界地区的水和其他物资靠中国大陆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１８４２年签订的南京条约，香港岛就是根据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因此，虽然我的谈判立场是以英国至少对香港的部分领土享有主权为依据，但是我知道我最后不能靠这一点作为确保这块殖民地未来的繁荣与安全的手段。我们的谈判目的是用香港岛的主权换取英国将来长期在整个这块殖民地的继续行使行政权。我同香港的政治家和企业界领导人进行了多次磋商，知道这是最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案。
    从香港对我们的国籍法的各项规定的反应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种言论的反应已经可以看出，马上会遇到的危险是，金融界的信心会消失，资金会逃出这块殖民地，在适当时候关键人员也会逃出这块殖民地，这块殖民地早在新界的租期届满之前就会变得贫困和不稳定。
    这次我访问中国是作为首相的首次访问，确实也是英国在职首相的首次访问，而且是在邓小平管事这一点无可争辩的情况下进行的。
    ９月２２日下午，我同中国总理赵紫阳举行了首次会谈。我在会谈开始时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提出了英国的立场。我说，香港是中英合作成功的独特例证。我注意到中国观点中两个主要因素涉及香港的主权和继续繁荣。繁荣要靠信心。如果香港的行政控制权发生激烈变化或者甚至现在就宣布这种激烈变化，资本肯定会全部外逃。信心和繁荣靠英国管理。如果我们两国政府能就关于香港将来的行政管理权的安排达成协议；如果那些安排有效并获得香港殖民地人民的信任；如果那些安排使英国议会满意，那么我们就会考虑主权问题。
    我设法说服赵先生，我们应当商定一个相当含糊的联合公开声明，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持香港的繁荣，我们两国将尽早就这一点举行正式会谈。中国主权寸步不让
    从中国总理的开场白中看得十分清楚，他们在主权问题上不会妥协，他们打算在１９９７年收回整个香港——香港岛和新界地区——的主权，不是在这之后收回主权。中国立场中的根本点是，香港百姓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在说完这些之后，香港可能成为由当地人民管理的特别行政区，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继续保留，其作为自由港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也继续保留下去。港元继续使用，继续作为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我插嘴说，这种立场如果宣布就会带来丧失信心的后果。对此他回答说，如果出现要在主权或繁荣稳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情况，中国将首先选择主权。这次会谈是十分有礼貌的，但是中国人寸步不让。
    我知道我们会谈的实质内容会转达给我第二天要会见的邓小平。邓是有名的注重实际的人。确实，正是他实际上打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锁。他已接受的一点是一个国家可以存在两种经济制度。在靠近香港的中国国内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次会谈中邓态度强硬。他重申，中国人不准备讨论主权问题。他说，关于香港主权还给中国的决定不需要现在宣布，但是中国政府要在一两年后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我重复说，我希望在进一步会谈后达成的协议是，在１９９７年后，由英国继续实施行政管理，并保留同样的法律制度、同样的政治制度和同样的独立货币。如果我们能在后一个阶段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信心就会大增。那时我就可以到英国议会以使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但是我说不服他。他曾一度说，中国人如果愿意，在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走进香港，占领香港。我反驳说，他们确实能这样做，我无法制止他们。但是这样就会使香港完蛋。那时全世界就会看到从英国统治变为中国统治会产生什么后果。
    然而，尽管有困难，会谈并未完全失败。虽然我没有达到我最初的目标，但是我已设法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中英会谈一波三折
    我在１９８２年９月访华以及我同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会谈产生了有利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是暂时的。我们根本不清楚怎样才能劝中国人把他们的保证变成现实。而且我发现，最令人担心的是，事实证明中国人很不愿意进行我离开北京时所设想的那些会谈。一连几个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曾征求亨利·基辛格的意见。他的回答是：“不用担心，这就是他们的方式。”但是我感到担心，随着时间推移，我变得更为担心了。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上午，我同大臣们、官员们以及香港总督开会研究我们的立场。我们获悉中国人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自己关于香港前途的计划。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必须尽力防止发生这种情况。我建议，在会谈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应当发展香港的民主结构，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期内让香港独立或实行自治，我们以前对新加坡就是那样做的。这样就需要在香港成立一个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英国将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可能也要考虑把全民公决作为那里的一种可以接受的制度。但是那时我的主张似乎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兴趣，最后，我不大情愿地承认，既然中国人不愿接受这种态度，也就不值得进一步研究了。但是，我不能听任事情自然发展。因此我在１９８３年３月给赵紫阳发出一封私人信，这封信打破了僵局，使中英会谈再次恢复。
    夏天的三轮会谈没有取得进展。我们在９月５日开会分析了情况，显然可以看出，９月２２日恢复会谈时还会破裂，除非我们把行政管理权和主权让给中国人。
    １０月１４日，我再次写信给赵紫阳，表示我们愿意研究中国入关于香港未来的想法并提出这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现在我已不情愿地决定，我们必须不仅把主权而且把行政管理权都让给中国人。因此１０月１９日恢复了会谈。无奈放弃「自治领地」
    １１月份，我授权把关于香港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文件交给中国人。但是，他们的立场变强硬了。他们根本不准备同我们签订条约，而且要自行宣布他们对香港的“政策目标”。到现在我已放弃了把香港变成自治领地的任何希望。压倒一切的目标必须是避免谈判破裂，因此我授权我们的驻华大使更清楚地阐明我１０月１４日信的含意：我们的设想是在１９９７年之后英国和香港之间没有权力或责任的联系。但是我感到心情沮丧。
    这时，我听到据我了解同中国人打交道非常出色的人的进一步劝告。在新德里举行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我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讨论了同中国人打交道的问题。不幸的是，我们的讨论有数次被打断。李先生后来打电话向我提出了全面忠告。他的忠告是，我应派一位非常高级的大臣或特使把我们的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他说，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既不蔑视，也不顺从，而要平静友好。我们应当清楚地说，如果中国不希望香港生存下去，那就只能这样。当然，这一点恰恰是邓小平１９８２年９月对我提出的。我当时已设法让他相信，如果他不考虑香港的繁荣和制度而接管香港，他要为此付出国际代价。但是现在我必须承认，中国对其在国际上好名声的关心才使我们有这么多回旋余地。因此，李光耀的忠告使我进一步确认我在上个月已决定的方针。仍存在的问题是：中国行政管理的基础是什么？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集中考虑自治问题和在１９９７年以后维护现有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问题。内部磋商时而争吵
    不管我们必须作出什么让步，我决心在每个关键阶段都征求香港人民的代表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的意见。杰弗里豪和我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６日上午在唐宁街同他们举行了会谈。他们知道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极其令人讨厌的选择方案，我像平时一样对于他们对这些方案所具有的判断力和现实态度感到吃惊。他们基本上与我们抱有共同的目标，即在中国人最可能作出的保证支持下，我们所能得到的是香港最大程度的自治。我７月份同大臣和官员们讨论这件事时说，我们可能在慷慨大度方面犯错误。决不能说英国以不诚实报答诚实。
    我们现在同中国人谈判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计划中的英中协议签字后“联合联络小组”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我就这个问题给赵紫阳写了信。
    杰弗里·豪４月份曾访问北京，现在回到伦敦，并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成功地达成妥协，杰弗里豪的耐心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考虑到我们打交道的对象是一个不妥协的和占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这不是胜利，也不可能是胜利。
    条件有三个主要有利方面。首先，这些条件构成一个明确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其次，这些条件十分清楚和详细地阐明１９９７年以后香港会出现什么情况，因而足以赢得香港人民的信心。第三，规定拟议中的英中协议的这些条件，要写进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中。基本法实际上将成为１９９７年以后的香港宪法。
    杰弗里·豪总是善于掌握谈判的实际进程，虽然我们有时在谈判可能取得什么结果问题上争吵，但是这一次，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对问题的掌握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同邓小平的会谈十分有效，使中国人相信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因此为我返回北京签订联合协议铺平了道路。一国两制影响重大
    我１２月为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协议而访问中国，同两年前的那次访问相比，其紧张程度轻多了。在北京会谈的主要目的必定是加强中国人对我们诚意的信任，并在可能的各个方面加强他们履行协议的义务感。
    我是在１２月１８日晚上抵达北京的。然后我同邓小平进行了决定性的会谈。眼下对香港未来的最重要的保证是邓小平的好意。我对他说，谈判中具有重大影响之处是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概念。他把这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或者用一个合适的口号就是“实事求是”。
    中国人在协议中提出了在１９９７年以后的５０年有效的说法。我对此极感兴趣，问为什么要规定５０年。邓说，中国希望在５０年结束时能接近先进国家的经济水平。如果中国想发展自己，它就必须在这５０年期间对外开放。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符合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