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业政策和策略的变迁（上） [复制链接]

    新加坡学者黄朝翰撰文说，中国农业已进入工艺转型期，政府必须对农业投资、贷款和服务给一贯支持。中国粮食产量能否继续增加，要看是否有更高的生产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７月６日文章】题：中国的粮产问题增长的趋向及其意义（作者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黄朝翰）
    中国接连两年都五谷丰收，尤其在１９９０年，它的粮产达４．３５亿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纪录。中国的收成好，对于占了全国人口８０％的农村地区的繁荣，以及对于超过２２万个的农村小型企业的生存，都非常重要。农业上的优良表现，也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回弹。粮食战中取得胜利中共统治４０年来，一般来说，在这场粮食战争中是取得了胜利，中国的粮产平均每年增加２．６％，而人口的增加率则为１．８％，但是在这些数字后面是另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粮食的供应是否稳定，省与省之间的分配，以及年产量之波动等等。
    最近这几年粮产的增加，究竟是由于技术上的进步造成产量提高，还是只是因为风调雨顺促成五谷丰收，目前都还无法确定，但只要中国没有象日本及其他工业国那样取得基本工艺上的转型，中国的农业就不能持续地增加粮食，以应付增加的人口的需求。
    中国粮农政策成败，也有其国际作用。中国人口众多，谷类产量占全世界总生产量的２０％，全世界稻米总产量的３５％，以及世界小麦总产量的１７％，中国在国际五谷市场上，既是输入国，也是输出国，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这几年来，中国每年的谷类总输入量达１５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吨，只是占了国内总产量的４％，假如中国为了要填补国内产量的不足，那怕只是１０％，它就需要将谷类的输入量增加两倍，这样一来，世界五谷价格就会不稳，甚至于可能使世界谷类市场脱节，因此中国为粮食产量稳健增长所作的努力继续成功，不单是对北京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自１９４９至１９９０年，中国粮产的平均常年增长率是３．３％，自１９５２至１９９０年则是２．６％。后者应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１９４９年并不是可以作为正常基础的一年，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在１９５２年才完全复元。但是２．６％的历史性增长率仍然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它超出了１．８％的长期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在热量单位方面。这一点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人民肚子问题的官方说法。
    但现在回顾起来，中国农业在过去４０年里，不论是在政策还是在策略上，都经历了许多变迁，而它的粮产长期模式也充分反映在这些改变上。我们可以看出三种相当清楚的倾向，而每一种倾向都配合了某一段时期的发展模式，这三段时期是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至１９７７年，以及１９７８至１９９０年。政策变迁利弊各现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８年，中国学者一般上称这一段时期为“制度改变”的时期。中国在１９５２年成功地推行土改以后，马上着手改组农业结构，以配合它的社会主义目标。他们将农民组织成互助组，然后成立合作社，最终成立公社，农民的收入完全要根据“工分”来计算。在这段期间内，中国的粮产增加了３．４％，人均产量达到２９５公斤的高水平。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粮食输出国。
    由于过渡到集体化并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到了１９５９年，毛泽东便决定把中国的农业结构推到更高的思想层次上去，他于是展开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但这场群众运动由于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大为不当，结果也就大大的失败，接连两年，中国的粮产减少了１５％，为了应付国内歉收所造成的问题，中国只好向工业国家购买粮食。
    １９５９—１９７７年，在人均粮产方面，这是一段相当停滞的时期。中国是一直到了１９７８年，人均粮产才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高水平，即３０６公斤，足足花了２１年。政府花了好大的力量，使粮产恢复到正常水平。它修改了公社的生产组织制度，将有关生产的决策扩散到生产队的层次上。此外，为了执行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政策，中国不惜忽视其他农作物的生产而把谷类的生产放在第一位，它甚至于没有照顾到有关的土地是否适合种植谷类。这一段时期也正是中国搞文革而全国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政府面对很大压力，无法顺利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在这段期间，中国粮产的平均增长率只有２．９％。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这正是中国推行经济改革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政府解除了不必要的思想限制，以及对农业生产的政治干预，让经济与工艺的基本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改变是由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承包制度开始，最终造成了公社制度的解散。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利经济成长的措施，来支持制度的改革，这包括了政府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谷类，以及开设农村自由市场，让农民以“好的价格”售卖超产的农产品。这些措施对农业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但农作物产量接连几年都持续增加，副产品的生产也普遍提升。在这段期间内，中国的粮产的平均增长率达３％，比起１．４％的人口平均增长率多了很多。３５７公斤的人均产量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纪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