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谈影响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五种势力 [复制链接]

    【美国《洛杉矶时报》６月２１日文章】题：影响亚洲政策的五种势力（记者吉姆·曼）
    四十多年来，确定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是一件黑白分明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红白易辨的事情。
    从４０年代末到尼克松总统恢复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亚洲政策的目的在于阻止共产主义扩散。后来，从７０年代初到柏林墙倒掉，其目的较狭隘地局限于反对苏联的军事力量。
    现在，随着冷战的结束，能够指导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单一的主导力量——如反共产主义或是对苏联的担心——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缺少主导焦点，布什政府和国会似乎在太平洋政策上常常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被主张美国采取不同的亚洲政策的选民折腾得晕头转向。
    这些选民中的五种势力对于理解政府所受到的压力特别重要。让我们称它们为影响美国的亚洲政策的五种势力。赚钱者这些选民包括向亚洲出口产品的美国大公司（粮食和食品公司、飞机制造、航空和化学公司）以及进口或零售亚洲产品（中国的纺织品和鞋类，日本或南朝鲜的录象机和小汽车）的其它美国公司。位居他们之后的是那些向美国对亚洲的贸易提供服务的美国中间人——律师、银行家、协议签定者和顾问。
    我们可以挑选罗伯特·斯特劳斯作为赚钱者的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是华盛顿的律师，前民主党主席。在日本松下公司买下美国音乐公司的交易中，经纪人就是斯特劳斯。他从中获利高达８００万美元。受害者这些选民是美国经济中受到亚洲竞争损害的部门，如美国钢铁和汽车工业，纺织品生产商和制鞋商。
    受害者还包括工人和工会领导人，他们竭力防止美国的就业机会被日本、南朝鲜及其它亚洲制造商夺走。
    在私营部门，受害者自己任命的发言人是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李·亚科卡。最近，亚科卡向布什政府的一位官员大发雷霆，他说他“看着我们的行业被吞并”已经感到厌倦了。美籍亚洲人只是在最近几年，美籍亚洲人才在数量上和政治活动能力上足以开始影响美国的亚洲政策。到８０年代，随着亚洲人的数量和财富不断增加，几个选区的亚洲人开始发挥他们的影响了。
    在过去１０年中，众议院外委会负责
    亚洲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用奇特的技巧向全国范围的１．８万名美籍亚洲人筹集了１６０万美元，作为竞选经费的一部分。作为对捐款者的要求作出的反应，索拉兹利用他的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向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实行更多的民主。他成了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坚强支持者和保护人。五角大楼五角大楼重点维持美国在日本、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这并不奇怪。然而，国防部对美国在太平洋的政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军所在的这三个国家的范围。
    国防部长切尼去年在东京说，不管今后十年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应该保持必要的战斗力，以保障亚洲的稳定”。战略家最著名的战
    略家自然是尼克松和他的国务卿基辛格。他们使美中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试图“打中国牌”，以便在对付苏联中施加外交影响。随着冷战的结束，尼克松和基辛格又提出了与中国保持战略关系的新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为了使北京成为抗衡日本日趋强大的势力的潜在力量，美中战略关系是很重要的。其他一些战略家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们争辩道，日本不应被视为对美国的一个威胁，而中国任何时候都是美国在亚洲不可靠和无法预言的伙伴。
    几乎所有战略家都赞同的有关冷战后的新的时髦论调是，美国应该在为亚洲的“稳定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