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六） [复制链接]

    简言之，如果我考虑的只是我个人的话，那么我不会不明白，并没有特别的危险威胁着我。但是，我十分清楚，越来越激烈的夺权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我认为，在当时，只有戈尔巴乔夫才配担当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样的高职，这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当时诚挚而深刻的信念。
    正是这种总的形势，而不单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关系使我想到要同契尔年科进行坦诚的、直接的谈话。应当说，他不仅接受了这次谈话，并且从谈话中得出了恰当的结论。我们很快就感到，总书记对戈尔巴乔夫的冷淡开始消失了。而后就发生了消除开始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的事件。到医院看望契尔年科
    正象我已经写过的，契尔年科感到自己身体不好，常常在家里躺着。有一次，他说：”医生建议我到基斯洛沃茨克去疗养。看来，我不得不听从这个建议。”
    但是，到基斯洛沃茨克第六至第七天的时候，总书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于是立即把他用飞机接回了莫斯科，并马上送进了孔策沃中央医院。
    不过，这件事我知道得比较晚，是在中央委员会都知道，总书记已住进医院的时候。这时，格里申特别活跃，几乎是公开觊觎政治局中的主导地位。我们还知道，某人企图会见在医院中的总书记，但是，也知道，医生反对这样做。并且，契尔年科本人也不想接见任何人。
    我这里所写的只是我自己了解的事实。我不能排除，政治局委员中已有人到医院去看过契尔年科。因此，我想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他简单地、但意味深长地说：“叶戈尔，我们俩应该到医院看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去。我已经说好了。我们６点去。”
    我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坐他的汽车来到了孔策沃医院。在路上讨论了谈话的策略：决定不让总书记着急，不提政治局出现分歧的问题，只谈工作。总之，决定鼓一鼓劲儿。
    我记得，恰佐夫迎接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孔策沃一座小楼的二层楼上。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等着我们，桌子上已摆上了茶水和饼干。契尔年科身着暗色条纹旧式睡衣。他看上去一副病态，但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看来，他刚刚接受过一轮治疗。
    当戈尔巴乔夫谈到我们齐心协力的工作时，契尔年科说：“我知道这个情况，助手们讲过。”
    然后，他想了解例行中央全会的准备情况，党纲和党章草案的起草工作到了哪个阶段，应当说，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还讨论了某些重要的干部问题……
    二三十分钟以后，我们觉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谈话变得有些吃力，他脸上的红晕已经消失，脸色明显变白了。在谈话的时候，任何人都没进过屋子，但是我们自己明白，是结束谈话的时候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