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维奇谈铁托和卡德尔的功过 [复制链接]

    【南斯拉夫《战斗报》２月４．５日合刊文章】克罗地亚“世界”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亚·内纳多维奇的新书《与科查的谈话》。我们认为，传奇式人物科查·波波维奇将军对某些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不完全符合被官方所接受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将《谈话》摘要如下：
    问：战后，按照铁托的愿望和雄心，他的战争英雄形象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或者可以这样说，这种个人崇拜更多地是被那些热心的追随者鼓动起来的，为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答：可以认为二者是同步发展的。铁托自己把自己看作一位伟人，他最初的合作者也是这样看的。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铁托在战争中取得成就以后，又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时刻等待克里姆林宫发指示的从属因素。
    问：可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建立和滋长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崇拜？
    答：我认为，在涉及铁托个人在南战争和战后历史上的作用时，是可以这样看的。个人崇拜的出现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
    问：现在如何评价“吉拉斯事件”？这一事件在世界被看成“铁托主义也是一党制垄断”的证明。
    答：对吉拉斯的清算是极为残酷的。对于当时的中央委员来说，吉拉斯的一些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党却未通过对一些可行的抉择进行坦诚的辩论来决定未来的政治方针，它害怕失去自己的绝对权力。
    吉拉斯为此付出了代价。接踵而来的是残忍的压力和迫害，判决和强迫苦役。一个因勇敢地反对斯大林的霸权主义压力而赢得世界威望的党，却不顾一切后果地在自己的队伍里用斯大林主义的手段迫害了持不同看法的人。
    可以说，１９５４年不仅吉拉斯的政治激进主义受到谴责，而且，朝着把经济和社会从党的垄断与官僚主义专制下解放出来的反教条主义方向的突破也放慢了速度，逐渐地，由于万能的政治因素造成了不坚定性，我们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中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谬误。
    总的来看，我认为，我们实行真正的自治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自治制度应该是象瑞士那样的发达的文明社会。
    卡德尔在制订他的理论思想时，大概只注意到了斯洛文尼亚，却从未注意到科索沃。
    问：您同卡德尔是密友，他在提出自治理论时起了关键作用。您是否认为他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负有责任？
    答：我们曾经是密友。我信任他。确切地说是更相信卡德尔的知识能力，相信他在政治上的诚实。现在我只能遗憾地说，我受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出一个结论，卡德尔的民主性是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
    问：可毕竟，他既不能决定方向，也不可能自己作出关键性决定。
    答：是的。任何人包括卡德尔在内都不能同铁托进行争论。但是他却对自己创建的制度坚信不移；对别人的愿望他不是一个言听计从者。
    他把自己的“自治利益多元化”和其他理论设想作为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提了出来。他的目标不是阻止一党政治垄断，而是把这种垄断深入生活中去。
    当然我并不想否认卡德尔的优点和功绩。他的优点很多，功绩卓著。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压力时，尤其是来自苏联和东方集团的压力时，他一直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遗憾的是，在７０年代初，在我国政治危机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以官僚主义的手段打击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其他地区的所谓自由主义时，卡德尔曾起了关键性的镇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