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厚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 [复制链接]

    【香港《良友》画刊第１０期文章】题：《河殇》观后感（作者梁厚甫）
    过去一年，我住在美国。在这一段期间，美国有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教授们，曾私下组团到中国进行居留考察。回美之后，他们大谈北京中央电视台所广播的节目《河殇》。有一位半老徐娘的女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电视台能制作这样的节目，说明中国是得救了！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是指日可待了！”
    他们口沫横飞，我却吃了一记闷棍。对《河殇》，我自然是闻所已闻，但是，却是见所未见。去到出租录影带的公司来寻找，他们说：“老华侨迷信中国的旧文化，是不会重视这一个节目的。听说内地也有人和老华侨一般见识，主张禁播，我们自然不方便代理这一部问题性的录影带。”
    两周前回到香港，承一位多年朋友的好意，让我到他的家中观看了一整套《河殇》，一共六集。他的太太，还茶果招待。
    《河殇》，实际是一篇论文。在抒写其观点的时候，把一些在档的资料，拼凑而成。因为处理得好，不光是一篇论文，而且是一首史诗。
    《河殇》，就中国的文化，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对中国眼前存在的问题，却没有伶牙俐齿地提出解决办法。
    这也许是让观众们来提出自己的结论吧。
    现在，我已经是观众之一，我自然有提出我的意见的权利。
    《河殇》所提出的问题，最突出的一个是：中国最先发明指南针，有了指南针，才能发展航海技术，有了航海技术，才能“船坚”，中国最先发明火药，有了火药，才能发展大炮，有了大炮，才能“炮利”，为甚么指南针与火药的发明人，却被他人“船坚炮利”困扰呢？
    依我的见解，要答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重视生产，而特别以中国的士大夫为然。不但自己不重视生产，并且把生产视为贱民的事功，认为与自己无涉。
    中国有一句老话：“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这句话，以往有人有了误解，以为有关耕的事情，要向奴来请教，有关织的事情要向婢来请教。其实，这是勉强为士大夫来辩解之词。问字就是责问之问，即是说向奴隶责问耕的成果，向婢来责问织的成果。耕与织，不是士大夫所应做的事情。
    中国久乱不治，我曾花了半生的时间来研究其原因。到现在，我初步的结论认为，中国之久乱不治，与政治制度的关系较少，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消极文化。所谓中国的消极文化，即是老华侨们在外国人前边自诩为五千年光辉璀璨的文化。事实上，这是什么的文化呢？这实际是“犬儒主义”的文化，自然是世界上消极文化之一种。
    尽管西方的“犬儒主义”比孔丘的“犬儒主义”略好，但“犬儒主义”在古希腊，早就没有了销场。我们知道，今天西方的文明，是渊源自古希腊的。由于希腊早就洗涤“犬儒主义”的思想，因而西方就产生积极性的文明。中国到今天，不少人还信奉孔丘，在国内的社会是如此，在国外的华侨社会，也是如此。有人说，孔丘讲道德，说仁义。你反对孔丘，你反对道德吗？
    道德可以救济法律之穷，任何人都不能反对道德。不过，道德是精神文明，也是跛脚鸭。精神文明要建立在物质文明之上的。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就站不住脚。
    自然，中国的旧文化，并不是没有好的一面。四大发明，是从中国旧文化产生的。甚而孔丘的思想，也有若干可采的地方，但是，“犬儒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亿词莫辩的。要药救“犬儒主义”不难。药救犬儒主义，有五个字，就是“唯生产力论”。
    谈到“唯生产力论”，我们不能不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旧事来。中国的文化，是需要革命的。就算不革命，也需要改造。正如前边所说，我认为，中国久乱不治，政治的原因较少，而文化上的原因居多。中国的文化有其糟粕，而孔丘的思想，是糟粕的总汇，特别是孔丘的“犬儒主义”、“克己复礼主义”，为害最烈。
    中国在未清洗其文化上的糟粕以前，政治上即使有甚多的良法美意，中国人有本事把良法美意，化为一团糟。民主自然是好事，选举自然是好事，中国如果实行民主与普选，会出现一个怪现象。中国人的传统，是重视宗亲的，故海外各地都有宗亲会，中国人的传统，是重视乡土的，故海外各地都有同乡会。当中国实行民主与选举的时候，我们必要注意到，宗亲与乡土的观念，会打击“选人唯贤”“选人唯能”的观念。如果这样的现象出现，民主与选举，都会变成为“悬空的美意”。
    由此可看到，我们谈政治，首先要注意文化，在中国文化上的糟粕尚未解决以前，空谈政治，没有用。我们必要知道，文化是水，而政治是浮在水面的东西。水的浮力不够，政治是会沉下去的。许多南美国家，足为佐证。近来有不少学人，大谈民主。例如最近访港的方励之先生，就大谈多党政制。作为天体物理学的自然科学家，我对方励之先生是敬仰的，作为社会科学家，我怀疑方先生还站在门墙之外。多党政治会有甚么的结果呢？多党政治不会增加政治上的均衡，而会替党同伐异的中国人，大开方便之门。
    文化大革命之初，有“批孔”之一条。不过，执行文化大革命的人，显然学养未够，以破坏旧文物作为“批孔”的手段，而没有正对孔丘的“犬儒主义”。到最后，还有“反对唯生产力论”之一条。这不但不是反孔，实际是为孔丘的“犬儒主义”来张目。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主义内边的极右思想和社会主义内边的极左思想的结合，而不单纯是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这一点，愿贡献给严家其先生。
    自从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还，自然有不少的成绩。但人们也看到，不少中国文化上的坏东西，又再涌现。我自己虽然还未目睹，但有不少去过大陆的美国有学问的朋友告诉我，中国由于农村发达，旧日婚姻丧祭的陋俗，又再起来。由于发展旅游，不能不修葺往日的寺观，结果招来一班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其中有一些西装穿得并不十分当行的汉子，以及一些烫发烫得不大切合面型的太太小姐们。他们居然以现代化的外衣，包着一束肮脏的东西。
    我认为，今后中国的文化界，必要针对中国的消极文化，进行口诛笔伐。最重要的，是进行应急的救济办法。
    甚么是应急的救济办法呢？我认为，我们应该上下一心，提倡“唯生产力论”。物质文明不发达，精神文明是不会独自发达的。四人帮认为坏的事情，我们自然可以提倡。何况，马列主义的主要精神，是“解放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解放生产力论”的前提。
    试问，如果没有生产力，如何能加以解放？
    谈到生产，不能不注意潜在于我们心中的“反生产性行为”。中国有所谓“美食家”，“美食家”实在是孔丘的徒子徒孙，骑在他人头上来求享受。由于他们以孔丘为师，提倡“食不厌精”。
    食不厌精，可以把许多有用的商品，变成废物。由于“食不厌精”，故厨师或家人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烹饪，老爷太太们顷刻就享用完了。
    中国人往往说，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如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留学生，吃饭的时候，不是不能不到“唐人街”（我个人视进“唐人街”为入幽谷）去吗？其实，习惯的本身，就是文化，妨碍生产的文化，就是低劣的文化！低劣的文化，是应该予以改正的。岭南大学已故的中文教授陈受颐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只要求中国富强，除了我们不能改我们的发色、肤色和眼睛之外，有什么的事情不能改呢？”
    《河殇》，企图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似乎还未能看得准。中国的问题，根源于文化还是根源于政治呢？依我看，中国问题，根源文化的多，而根源于政治的少。
    在政治方面，世界上现有的政治理论，哪一种没有在中国施行过呢？但中国故态依然！
    今天世界上最新的政治理论，认为好的经济，就是好的政治。人们为甚么要大谈民主呢？民主的结果，还不是最后令到每个人生活上的福祉能够增加吗？好的经济，是能够令人增加生活上的福祉的。用古人的话，就是民丰物阜。
    中国的文化，是反经济的，是反生产的，随而令到每一个人，如不投机倒把，就会丧失其生活上的福祉，甚而丧失其生存上的权利。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针对中国的文化，必须针对由孔丘所创始的反生产及反经济的文化！
    今天亚洲上边，至少有若干国家，因为经济搞得好，人们已忘记其民主与不民主，而加以赞扬。其实，这些国家，如果从民主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认为不能满意的。不满意，依然不加以责难，这宁不是证明了，世界总的趋势，是认为好的经济，就是好的政治吗？
    谨以这几句荛之言，以审《河殇》的创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