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我的熏陶和影响 [复制链接]

    【新加坡《联合早报》２月２日报道】杨振宁教授最近应陈嘉庚基金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讲学。在逗留新加坡期间，本报记者刘培芳访问了杨教授。
    问：你这次来新访问，短短一星期行色匆匆，把高龄９１岁的母亲也带来了。你对母亲的深厚感情流露无遗，请你谈谈你和母亲的关系。她对你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答：我母亲在一年半前，从上海移居到香港。虽然她已９１岁，但精神还很好。由于她从来没到过热带，所以这次我带她来新加坡走走。
    我在１９２２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在１０个月大的时候，父亲（著名数学家杨武之，已在１０年前逝世）就到美国教学，前后共５年。所以，从我出生到６岁这段期间，就只有母亲和我两人相依为命，关系非常密切。
    我母亲没有受过新式教育，旧式教育也受得很少。她的中文阅读能力是自学而来的。我头６年对中文字的认识也是母亲教的。她虽然没有真正受过教育，但她的意志非常坚强，个性也比父亲强，家里的一切都由她决定。抗战期间，我们一家人住在昆明，前后１０年。父亲虽是一名大学教授，但收入不多，那时，最小的弟弟还在念初小，一家生活十分困难。父亲抗战前的积蓄，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到了４０年代，都荡然无存。家庭经济条件非常恶劣，全家就靠母亲一人支撑。
    母亲克勤克俭持家，给我们亲戚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１９４５年春天，当我还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念书时，曾经为一群美国军官和士兵教中文。一个星期教３小时，每个月可赚到１００美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对家里的经济很有帮助。
    就在那一年，我到美国留学。１９４８年，父母亲全家搬到上海住。３０多年来，母亲一直保持她一贯刻苦勤俭的作风，为一家大小操劳。她是到了８０多岁之后因为精力比较不够才休息下来。真是８０年如一日。
    我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受到父母的影响都很大，也许可以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是来自父亲，而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是来自母亲。
    到现在我自己年纪大时，从我和子女的接触中，我才深深体会到母亲对我的成长所给予的熏陶和影响。
    我总觉得，中国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妇女，往往比男人意志坚强。
    也许，这是因为旧社会对妇女施予太多约束所造成。在今天的社会里，老太太们比丈夫意志坚强的例子比比皆是。我觉得这种社会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
    这种特点的形成必定有其社会背景。
    问：你所流露的孝道精神是得自东方的价值观念，长久的西方社会生活，是否会使这种观念有所改变？
    答：孝顺美德是华人传统，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孕育的道德观念。西方也有，但是和东方不一样。
    所有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有很浓的孝道精神。
    １９８３年我们全家人在香港团聚，在一家餐馆吃饭时，看到每一桌几乎都是三代一同吃饭的，这种现象在美国很少见。
    我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作风，是受到东方传统的影响，因为我是在中国社会长大的。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熏陶，对他一生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而且也是不知不觉的。
    我在美国已住了４０多年，对西方的做人方法也有了解并受到影响，但是我处世做人，仍旧是从我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价值观念出发。
    对我来说，因为通过对另一个传统（即西方传统）的了解，使到我对自己的传统又增加更深一层的认识。
    有了比较，才能使人对自己原来的优点有更多的认识。有些人在中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而产生不谐调和冲突。
    我也许是比较幸运的，在这种冲击下，我一切还觉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