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辛酸化自豪 [复制链接]

    原编者按：一九五六年，当时二十五岁、在新加坡受教育的胡珊女士离开伦敦和脱离自己的颓废生活，带着刚一岁的女儿去北京，到新中国寻求新生活。象成千上万向东旅行到祖国去的华侨一样，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为中国效劳。一年后，她的理想破灭，她回到了自己曾经在那里成长的西方世界。一九八六年八月，她重访北京……
    【《香港虎报》副刊九月——十月号文章】题：北京一九五六——一九八六年（作者胡珊）
    一九五六年，中国向在外国出生的中国人敞开大门，欢迎我们回祖国。象大多数华侨一样，我为我的祖国感到极为自豪。我自豪的是她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成为世界一强。我们的民族意识觉醒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一种帮助中国建设和分享她的胜利的愿望。
    因此，我放弃了在伦敦的舒适生活，鼓起勇气进入当时所谓的“竹幕”里面。
    到达北京那天，华侨事务部的一个人在火车站接我，把我带到王大人胡同的一家华侨招待所。第二天，两个干部来看我，热情地表示欢迎。
    两天后，我女儿病了。孩子终于住了医院，因为她患了肠胃炎。
    后来，我搬到哈德门花市一带的大生客店居住。客店房间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价目表，房租——八角，马和大车
    ——另加四角。我住在华侨招待所时，政府每天要为我开支十元人民币房租，饭钱在外。
    六个月后，华侨事务部同我联系说，给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到《中国建设》当打字员，每月四十元人民币。我被告知说，我不大有希望能获准写文章，因为文章必须用中文写，然后再译成英文。我谢绝了这个工作。
    在我得罪了这些干部以后，我的第二感觉告诉我，为了我的女儿，我必须离开中国。否则，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女儿怎么办？
    我终于得到了出境证。走出九龙车站时，我情不自禁地留恋中国，但她显得是那么遥远。
    每当我想起中国，总不免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我满怀着有一个光明的新前途到中国去，却在内心受责备和忧郁的心情下离开。但是，我的一部分却留在了那些帝皇长眠的山谷和长城之风掠过的丘陵之中。
    最近，我为了重温旧梦而又一次访问中国。这是一个过去三十年里有一部分深深地埋在我内心之中的梦。由于重新提出“百花齐放”的政策，促使我要亲自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变化。
    这次我是坐飞机到北京的。走出机场，已经出现的现代化景象使我愣了。这座城市与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的北京，同一切大城市一样，高层建筑林立。出租汽车从美丽的林荫路疾驰而过时，我竭力通过车窗寻找我记得的地方。但除了天安门外，看不到一个熟悉的地方。有些旅馆和办公楼之时髦和先进，令人惊讶。
    对我这样的熟悉旧北京的人来说，这无异是一种文化冲击。我的感觉是既失望又自豪，失望的是这座城市失去了旧日的魅力，自豪的是中国终于进入二十世纪。
    王大人胡同已改名为北新桥三条。大生客店所在的哈德门花市一带，现在叫崇文门，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我过去最喜欢去的东安市场，现在叫东风市场，从建筑学上说，这是明智的，但却失去了特色。
    离开北京前，我抱着怀旧的心情重游了十三陵和长城。十三陵同我记‘忆中的已经不完全一样，不过石象仍然完整无损。它已失去了它的魔术般的诱惑力，也许是车辆和游人太多了。
    我同建国饭店结帐离去前，在饭店大厅坐了一会几，边喝饮料边听钢琴演奏者弹奏舒曼的《奉献》和肖邦的《忧伤》，这些曲子同我当时的情绪十分协调。随着乐声在大厅中萦回，我靠在沙发上，闭上双眼，默默地表彰我的同胞们。表彰那些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今天这个样子而经历了战斗洗礼的爱国的中国人。我总觉得我欠了祖国的债，我甘愿以不论什么代价来偿还。这是忧伤吗？因为我辜负了祖国的期望。在对待祖国期望我们大家应该作出牺牲的方面，我过去太任性、太自私了。
    但是，后悔是多余的。已经快要进入老年的我，现在改过也许还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