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内幕》评介《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一书 [复制链接]

    该书论述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于本世纪内在亚洲得到异常广泛地传播的状况，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适应过程
    【在伦敦出版的《亚洲内幕》双月刊一九八六年七一八月一期刊登唐·加斯珀的一篇评介《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一书的文
    章】题：在亚洲，马克思主义因地因时制宜地加以应用
    本世纪内，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亚洲得到了异常广泛的传播。正如此书的两位澳大利亚编者马克拉斯和奈特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推动亚洲发生变化的一支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亚洲（在主要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中）的迅速传播更加显得突出，因为它原来是一种强调工业无产阶级在发动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的哲学理论。这一主义的得以传播意味着要对它的原则进行修改和重新解释，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这并不意味着割裂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是抽象与具体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那些抽象的普遍的规律揭示了某个特定社会的特殊规律。事实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于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具体情况是必要的。
    此书的一个重要缺点是它对共产国际在发展中世界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的分析是草率的，有时是给人错误印象的。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概述了它对殖民主义的基本态度。由印度尼西亚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荷兰马克思主义者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任书记的一个委员会讨论并修改了列宁和印度革命家马
    ·纳·罗伊提交大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草案。列宁在原来的草案中号召所有在殖民地活动的共产党支持当地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但在这一过程中不要放弃自身的政治独立。经过一些讨论之后，列宁把上述提法改成了“民族革命”（不是奈特在书中所写的“革命解放”）。但是，正如奈特也认为的那样，这并没有改变列宁的基本立场。
    罗伊曾表示反对同民族主义运动联合。许多人（包括奈特在内）都认为那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他所提出的补充提纲这一事实表明共产国际实行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并且认为这一事实也是共产国际嗣后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奈特写道，这种“思想混乱和摇摆不定”“促成了构成共产国际以后时期的特点的那些争吵和相互责难”。
    这种看法很值得怀疑，因为它认定共产国际当时有两种选择：要么冒着被戴上宗派主义帽子的危险支持亚洲各国人民的社会解放；要么冒着被指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的危险支持非无产阶级力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论各国共产党要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需要具备多高的技巧，上面所说的这种两难局面是实际上不存在的。
    这种看法还忽略了下述事实：共产国际在修改罗伊的提纲原稿时，拒绝了他否定亚洲资产阶级民主和反对建立统一战线的意见；拒绝了他关于发动由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建议。代表大会还对罗伊的第七项补充提纲作了重大修改，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落后国家的群众能够在先进国家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共产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作者们说共产国际“对适应亚洲各国特定情况的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了限制作用”，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国际的战略战术与亚洲各个共产党所采取的本国的具体道路之间从根本上讲存在着连续性。
    在中国，那里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也基本上是在从共产国际继承下来的大框框内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人试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后曾努力阐明一套指导中国发展的战略；奈特在分析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里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解释。奈特还发现毛泽东在解放后头几年的一些思想与他有关文化革命的想法之间存在着不同。
    这些见解与毛泽东的继承人们对他的思想提出的批评性评价是吻合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最近的变化也许表明亚洲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日趋汇合的倾向。马克拉斯对“主体”思想和金日成思想的分析表明，朝鲜共产党人也象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一样认为“资产阶级权利”的继续存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凯利和马克拉斯还提到越南人否定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越南人还强调集体对越南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