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生们（下） [复制链接]

教育和分配制度有问题纽鲍尔猜测，那些在课堂上表现出毫无生气的学生与其说是缺乏学习能力，还不如说是中国教育和分配制度的受害者。
    她说，“高中毕业生必须参加一次将决定他们上什么大学的考试。他们对自己将来要进行哪个领域的研究没有任何发言权。”
    她还说，“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要由政府安排工作。毕业生没有决定的权利，他们的特长得不到考虑。”
    一个笔头能力强的学生很可能
    被分配去做口译工作。这是挫伤人的积极性的。
    威尔逊说，由于中国向西方关闭的时间太长，许多中国教师现在“对西方人的教学方法和他们怎样使学生独立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的方式很感兴趣。”
    但是，据威尔逊说，并非所有的中国教师都喜欢非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些教师说，‘我们不想采用那种教学方法。’”
    纽鲍尔说，“我曾听说中国学生不愿意参加课堂讨论，但是学生们是喜欢参加讨论的。”纽鲍尔女士是第一位使用小组讨论方法的教师。
    据斯特夫说，一般来讲，学生们的作文写得不太“生动”。在北京大学，“学生的研究、分析、构思和综合能力都比较强，这一点正象我们所想的那样”。但是他们往往不能对手中掌握的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斯特夫说，“学生们只依据仅仅一两个消息来源，然后大段大段地抄袭。他们经常做着我们称为剽窃的事情。”不可靠的数字威尔逊说，从数字来看，中国的大学都有着“庞大的教职员队伍”。“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乍听起来十分理想。”但是，这种数字是不可靠的。
    今天，有许多中国教师正在国外学习。威尔逊说，“这意味着各个大学都不知道谁在任职。”
    中国各大学现在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一数目庞大的教师队伍，这些人现在都是近四十和五十岁的人，他们没有职称，也没有课任务。
    纽鲍尔说，尽管中国官方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中国教师和学生同外国教师和专家建立联系，但是政策和实际情况之间有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她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系里发现，接触是“非常正式和有限的”。
    她认为，这部分原因是中层负责人和地方官僚主义者反对造成的，这些人比中国一些国家领导人要保守，不愿执行官方政策。
    她指出，这还因为一些中国人仍然对文化革命记忆犹新，他们曾因和西方人有关系而在那场运中受到迫害。
    坎特说，他在南京大学时同他的同行们相互只“保持表面上的关系”，但是同其他系的人“却保持某种极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他承认，“你必须要主动去和人接触。中文系的人是不可能去约你交谈的。”
    坎特说，当他去访问其他学校时，就很容易打破障碍。他去过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讲学。
    他说，“作为一个访问者，我和其他城市的人建立了某种极为密切的关系。”
    典型的中国教室是比较黑暗的，教室的前面和后面仅各悬挂着一根日光灯管。纽鲍尔说，“地板和墙壁都是没有油漆和粉刷的、往往是失修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