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第二次革命（二） [复制链接]

    戈尔巴乔夫、邓和几乎每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首脑都面临着同样的根本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批评苏联经济生产情况方面一直是不留情的。但是，他迄今却一直不愿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修改斯大林确定的由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中央集权制度；他只是设法使这种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尽管戈尔巴乔夫答应“调整”经济’但是他却有意避免使用“改革”一词，这显然是因为“改革”一词意味着进行一场比他准备考虑的任何事情都要更加激烈的变革。
    实际上，迄今为止，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基本上就是公开批评不称职的工业管理人员，不断要求“从工人到部长人人都要加强纪律和创造性地、诚实地和自觉地劳动。他为提高生产率而制定的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通过限制生产和销售伏特加酒和其他烈性酒的办法来打击酗酒现象。
    邓在一九七八年第三次复出并重新掌权之后，正视了那种认为实行国家控制的制度本身是行不通的想法，着手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办法来取而代之。中国这种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至今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名称。邓的说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是一位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向来不太注重名称。他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朴实的比喻，即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的改革带来的朝气蓬勃的精神是要解放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看准了从农业开始，中国的农业被毛泽东的集体化搞得即便在共产党世界里也到了极端的程度。土地由公社管理，种国家指定的作物并把生产的所有粮食全部交给国家分配。报酬是按跟生产没有多大关系的“工分”制确定的。
    邓的改革废除了公社，代之以承包制。虽然土地继续全部归国家所有，但国家把小块土地主要租给各个农户。租金是用按固定价格向国家缴纳固定数量的稻米、小麦等产品的方式缴纳的。但是只要完成了任务，农户可以种自己想种的其他任何作物并且能在自由市场上按任何价钱出售（虽然国家规定了物价浮动的幅度）。
    最初的租约大部分是二三年，但现在都已延长，一般都延长到十五年，而在草原则延长到长达三十年。根据一九八五年通过的一项法令，租约可以继承。农民拥有自己的耕畜，富裕农民可以买农业机械，拥有拖拉机的农户在过去两年中已从九万增加到二十九万。虽然国家仍然有权取消农户租约并把土地租给其他人，但是很少行使这种权力。农户越来越把良田看作自己的财产，并且就象土地完全属于自己那样使用这些土地。中国农村的道路由于路旁堆着一人高的砖而变窄了，农民用这些砖盖新房，或者雇人盖新房。在毛泽东时代，要求许多农民住在集体宿舍里并在食堂吃饭。跟那个时代相比，仅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几乎是革命性的。
    成效是很显著的。由于放手让中国农民劳动致富，他们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已使粮食产量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左右，其增长速度约为过去二十六年的两倍半，除了产量增加外，品种也增多了。除了稻米和小麦外，中国人饲养和食用家禽和猪。最大的好处是，正如加拿大地理学家维克拉夫·斯米尔所估计的那样，在中国，“现在的饮食，按平均水平，似乎能为正常的生长和健康的生活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在一个在整个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经常发生饥荒的国家里，老百姓终于有足够的东西吃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