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损害农业 [复制链接]

    【《视界》杂志（葡萄牙文版）十一月十三日文章】题：在非洲遭受饥饿的恰恰是那些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
    对于非洲发生的大饥荒，人们首先给予的解释总是干旱。
    这种解释令人满意吗？在美国的心脏即中西部地区，每隔二十年都要发生一次干旱。其中最严重的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那一次，一九七七年加利福尼亚州也发生了严重干旱。英国也常遭受旱灾。但是，所有这些旱灾都没有在受灾地区引起饥荒。在一九七七年的那场旱灾中，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产量实际上打破了历史纪录。虽然气候恶劣，但一九七五至一九八○年间，英国的农业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十五。
    既然世界各国实际上都发生过旱灾，而旱灾只在非洲引起了饥荒，这怎么解释呢？
    据联合国专门机构进行的调查，至少二十四个非洲国家发生了饥荒。这些国家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它们都执行了一种真正损害农业的政策。这种政策就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上述二十四个国家中的多数国家采取的这项政策，基本目标是使农民与价格浮动脱离关系。实际上，它们想达到的目的是增加税收。农民被迫把产品卖给一个国营垄断组织，国营机构支付的价格只相当于真正市场价值的一小部分。
    例如，坦桑尼亚的一个典型农户所得收入仅相当于其产品实际价值的百分之十。在肯尼亚，规定的价格只是实际价值的百分之十五，在加纳是百分之二十。不仅如此，农民还必须从所得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税。
    如果农民在市场上有出售自己的产品的自由，那么国营管理机构就不能发挥控制作用。因此，很多非洲国家禁止或严格限制私自出售农产品。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违犯这项规定的人要受到毒打或者被枪毙。
    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和满足政治上强大的少数人的愿望，外国私人投资不受欢迎，无数非本国资本的企业被国有化。各种苛捐杂税，各种法令规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这一系列政治措施的结果，能按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的农民，是很有限的。因此，非洲农民一方面受价格人为提高之苦，另一方面，收入又被人为地压低。
    象其它任何地区一样，非洲国营农场的经营效果很低。当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国正在取消其国营农场体制时，非洲国家却正在不失时机地建立这种国营农场。
    根据马克思主义者制订的土地改革条款，埃塞俄比亚的每个家庭都得到了一份土地，这份土地只生产自己食用的产品。禁止雇工和出售农机具及农产品。
    据认为，这项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建立“商品农业”，农民得到的地块很小，不宜使用农业机器。因此，受到赞扬的这项改革，与过去的制度相比变化不大。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埃塞俄比亚农民能得到少量生产奖励，土地改革甚至取消了这些少量的奖励。埃塞俄比亚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很适合农业耕作，但其中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得到耕种。
    一位专业人员概括说：“可耕地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利用，这可以归咎于农民缺乏动力，他们仅限于生产供自己食用的产品。”
    还有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前，俄国曾是一个粮食大出口国。但是，一九二○年前后，该国的耕地已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每公顷的产量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据估计，有六百万俄国人被饿死，不久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这是斯大林推行集体化的结果。后来，苏联政府允许农民在小块土地上种植的产品，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出售。虽然这些自留地的面积很小，但其生产率却是集体农庄的四十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现在是美国粮食的最大进口国，虽然它的农业拥有巨大的潜力。
    印度终于走上了与苏联相反的道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印度对农业采取的干预政策，使七十年代初出现了饥荒，后来，它取消了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一九七七年，印度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成了粮食出口国，拥有二千二百万吨的粮食储备，这使它在不必进口粮食的情况下战胜了一九七九年的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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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的饥荒是本来不应发生，也不应再次出现的灾难。对此，只要允许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就足够了，因为农民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刺激下，生产就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