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记者雅各布谈台湾的社会和思想状况 [复制链接]

    【法国《世界报》八月十三日文章】题：一种相对的自由化（特派记者阿兰·雅各布）
    “我们从中世纪过渡到了一种有教养的专制制度。”这种说法是一名反对派人士（对不起，是“党外”人士，因为作为国民党的反对派在台湾是要受罪的）提出的，它反映出政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专制”方面看，结论是很明显的。根据官方的说法，现在有二百五十六名政治犯，也就是根据始终有效的军事管制法而被监禁的人。国民党副秘书长马英九证实了这一数字。但是，人权协会的代表们说，实际数字比它多。
    此外，有一份文件授权只要经过行政手续便可以逮捕小流氓，这些人将被送到“教育营”去。马先生说，在对犯罪分子发动的攻势中，从一九八四年秋到一九八五年春共逮捕了一千七百人。
    另外，坦率地说，警察的名声很坏。首先它到处安插告密者，其次它仍在使用刑讯。在基本自由权利方面也差得很远。除了禁止成立反对党外，也禁止创办新报纸。在保护劳动权利方面也很差，根本没有自由工会。
    最后是学生问题。国民党对学校这一“敏感”部门特别注意，它比南朝鲜有关当局效率高得多。这是否说它已成功地在台湾各大学消除了抗议活动呢？并不完全是这样，但它似乎成功地进行了疏导，避免了爆炸性的局势。
    尽管有这些情况，但是也应该看到政权有了相对的自由化趋势。在开始时，军事管制法有一百多条禁令，后来范围逐步缩小了，现在只剩四条禁令，即“军事人员犯罪、共产党骚乱和间谍活动、偷窃军队财物以及破坏活动”。
    美国对促成这种现象起了作用，因为我们所遇到的对话者，除了一人之外，不论是政权的代表还是反对派，都是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
    然而这并不仅仅关系到拥有特权的精华分子。据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说，有一半多的台湾居民现在自认为属于中等阶级。这在政治上有两方面的影响：较为富裕的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只能缓和政治斗争，减少暴力行动和不安分举动的欲望；如果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的话，那么中等阶级则要在再三考虑之后才投入战斗。但是，中等阶级也有它自己的要求，这是由于经济进步促成的社会方面的成熟所导致的。人们在逐步地抛弃十年前从最高统帅那里继承下来的极为僵硬的制度，代之以更“现代化”的道德观念。
    【法国《世界报》八月十四日文章】题：容忍与失望（特派记者阿兰
    ·雅各布）
    “你们认为你们是中国人，台湾人，还是华侨？”这个问题使我们的对话者感到有点突兀，他们似乎已经没有考虑这种问题的习惯了。
    “华侨”？肯定不是。这是对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同胞们的称呼。“中国人”或“台湾人”？在这两种说法中，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第一种说法。不过他们这样想的前提是这一说法不致引起混淆，即不能意味着他们承认是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台湾人”是不恰当的说法，因为它有一种政治内涵：既可表示赞同在台北掌权的国民党政权，又能表示人们所不希望表达的“独立主义”的要求。
    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他们在确定是什么人的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犹豫态度，充分反映出了一种含糊不清的形势。他们生活在这种形势下，但并不想承担这种形势所引起的后果。
    因此，要谈国家观念，就面临着一些在同人民中国的关系方面存在的更加微妙的问题。目前形势的含糊不清使人对未来感到没有把握。
    没有人否认台湾与大陆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关系。首先是正在扩大的贸易关系。政府要实业界人士提防同无法无天的共产党人进行的贸易的“风险”。话虽如此，但政府已无力禁止这种间接贸易，它也没有为禁止这种贸易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中断这种贸易会对台湾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对邮件也采取了同样的容忍态度。众所周知，从台湾到大陆各省或从大陆各省到台湾的信件、包裹、汇票是经香港、日本、美国甚至欧洲转寄的。这太不方便了，但邮件仍可往来，人们也就将就了。如果人们了解了家庭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就会明白国民党为什么不坚决禁止这种形式的来往，因为如果禁止这种往来将会引起危险的紧张局势。
    但探亲和访问却引起较多的问题，当局对探亲和访问态度严厉。从前因政治原因在台北被判刑、现已享有自由的作家柏杨不敢去北京（在那里有很多稿酬等着付给他），害怕回来后遇到麻烦。这种局面将持续多久？国民党的马秘书长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同共产党进行“正式接触”。
    总之，统一“还不是现在的事”。大陆和台湾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反共教育已经在年轻一代中生了根”。据反对派的一位年青代表说，最早也只会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生效后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后再谈统一问题。到那时如果香港的经验很好，台湾问题就可以学习这一样板。
    这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用不着着急。但是，从现在起到再谈台湾问题时会怎样呢？对发生武力较量和颠覆的担心是否还会说明所有禁令都是必要的？特别是“间接”接触会被允许发展吗？
    实业界人士似乎并不急于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仍在考虑这些问题，这特别是因为南朝鲜想试一试在中国市场上的运气，似乎一点也不受同北京没有外交关系的约束。
    但这个问题更带有政治性。人们猜想高龄而身体不佳的蒋经国总统不论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在采取不适应急剧变化形势的保守政策。急剧变化的形势最终可能会使台湾陷于孤立。正是在这方面，那些属于自称不是激进派的人士感到失望。尽可能不要掀起什么热潮，不时地揿动一下安全阀，通过公开揭露这样那样的丑闻给政权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是一种生存下去的方式，而不是真正应付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方式。
    据认为，这是一种很少有人敢在蒋总统面前表示的看法。他的家庭经历、他的年龄、他周围那部分保守人士和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很少鼓励他进行改革和冒险。而这正意味着接班的问题开始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