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特别职业----说客 [复制链接]

【台湾《中国时报》九月九日文章】题：五斗米（作者陈香梅）
    二十多年前，我初到华盛顿的一个晚上，受邀到白宫作客。那是肯尼迪总统时代，因此客人多半是民主党。我是共和党，又是华府的新人，一切都感到新奇。一百人坐定后，礼宾司宣布总统夫妇驾临，于是全体起立鼓掌，与我同桌上的是两对部长夫妇，还有一位参议员，名字都已忘了。另有一位客人话最多，几乎控制了全桌的话题。他算是我在餐会上的伙伴（西方习俗，排座位总是一男一
    女相隔而坐），跟朝中显贵个个认识并直呼其名而不道姓。席散后，客人被请到大客厅欣赏歌唱余兴，我年轻好奇，于是单刀直入地问他：“请问你做何职业？”他很爽快地说：“我是华盛顿的说客。”说客？当时不大了了，但不久就发现华盛顿是“说客”的天下！而且他们权力大得惊人。
    一九六八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我担任全国共和党妇女助选会主席。初生之犊不畏虎，马上就遭到民主党明来暗去的围剿，尤以一位在华府做了二十年的女说客为甚。她以为我是到华盛顿来争她地盘的，而我是丈二和尚，吃了闷棍还不知道风从那儿来，根本不明白说客是可以赚大钱的！华盛顿是最敏感的城市，在那一段时间我确实上了一课，对华盛顿的说客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谈到说客，现举个大家最为关切的例子：美国近年经济入不敷出入超大量增加，直接间接造成失业问题。
    里根上任后，我就任美国总统府出口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次开会我提出两
    个参考议案：第一：如何对付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第二：如何改善美国对贸易伙伴的调查方针，以求对自由中国及南韩有较公平的待遇。当时在座诸公一言不发，这证明，不少人对日本存有袒护之心，因为许多过气政客已是日本的雇员，不能不出力，这是华府大家都共知的事实。
    日本真的会开放市场吗？空言与实行是两回事，即使开放，美国真能和日本竞争吗？这些问题暂且不谈，只谈日本在美国所雇的律师与公共关系公司，其费用之高，在华府可算首屈一指。有帐可查的日本说客，每年收入约五千万美元，日本在美国设立公司行号所用的宣传费还不在内。日本人之精明与厉害，真使我们不得不佩服。
    一九八六年的中期选举在即，共和党有二十二位参议员重选，民主党有十一位。过去双方竞选费用大得惊人，有几位花了千万以上仍名落孙山。这些竞选费用都是募捐而来的，谁去做募捐工作呢？一部分靠所谓志愿服务的支持者，大部分，就要靠职业竞选顾问了。他们价钱不一，全视那位政客的前途看好与否而定。有家职业募款顾问公司，取费竟在七八成之间，那就是一百万的募款，他先拿七八十万。不过他们有募款的一套秘方，知道向谁要钱，怎样要钱，这是募款艺术，其负责人运用自如，二十年间在华府成为保守派的巨富。这是华府的特色之一。
    美国研究所也特别多，各自创新立异。研究所可以募款，捐款人可以抵税，两者各得其便，这种所谓学术研究所，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自由派。数所大研究所每年还办隆重的募捐晚会，餐票至少一千元一人。他们胃口很大，总希望来者买十张票；只买一张票的，座位就只好排到最不显眼的地方，或在乐队左右，使你坐食难安，花钱受罪。有些研究所经费庞大，政治影响力也重，许多在华府有所求的人，还是不得不应付。
    美国许多部长、次长及在阁内做过一官半职的人，都成立了法律事务所或公共关系公司，下台的数任总统及一些参众议员也不例外
    为外国政府做事，都要到司法部门登记，各报都可去找这些公开的资料刊登出来。因此替外国政府做公关或做律师的人，最怕见报。对记者们的报道，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当年任里根总统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博士，为了收日本人一千元，又收了个手表，华盛顿邮报大登特登，只好自动辞职。于今他也算是华府有点名气的说客，但成效如何，就只有雇用他的人心中明白了。说客的圈子是非常狭小的，互相勾心斗角，惟恐别人争地盘。
    这次美国国会休会期间许多参众议员等政要，都往国外去“考察”，走马看花，在报上说些选民爱听的话，并借机会游山玩水，捡些便宜，再坐专机打道回府，交差。
    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为此“归去来兮”而退休田园。今日的社会结构有田园之人极少，即使有，要付重税，也不得不工作，于是为五斗米或其他东西折腰之人就比比皆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