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上半年的政治气象 [复制链接]

    台湾《时报杂志》说，台湾从内到外面临着三十多年来的各种最大挑战，一股看不见的“资金逃亡潮”已在暗中进行，人心不耐是重大危机
    【台湾《时报杂志》七月三日一期文章】题：政治气象一八○（作者苏建林）
    一九八五年在指隙流逝了一百八十个日子，台湾依然面对从内到外的各种挑战，各种潜在的危机也犹待当局者有力的回应。外在压力未曾稍减来自海峡那端的敌意犹未稍减，发自台湾内部的风暴也犹未止息。对台湾的生存来说，最大的心理威胁还是来自对岸中共的阵阵统战与“神经战”攻势。借着中共与英国对香港前途协议的签定，中共紧接着又进一步发动“解决台湾问题”的攻势，将“一国两制”的和平统战与“武力解决”的神经战交互运用。同时，中共也借其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提升对台统战的层次，扩大转口贸易，使海峡两岸进行一场“经济战”。
    无论是“一国两制”的和平统战也好，“武力解决”的神经战也好，或是“贸易问题”的经济战也好，中共所希冀达到的目标便是使此间决策者步调混乱，神经紧张，丧失自信。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当局应该区分威胁层次，健全心理基础，强化民主法治，而不是一味退缩，加强对内不合情理的控制。以转口贸易问题来说，目前政府各部门间缺乏一致作法，有时睁一眼闭一眼，有时又加强控制。两丈案影响政治秩序回顾今年上半年的最大内部风暴，无疑是“江南命案”与“十信风波”两大事件，这几乎也是三十多年来执政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可说是近年来对此间政治秩序伤害最大的事件。
    江南案目前看似平息，十信案则仍有余波，两案为社会带来的伤痕，实在是久久难以平复。当政者是不是能够从这两个事件中获得启示，从而调整体制，实在关系此间一千九百万人的未来前途。
    刘宜良当然是个引人议论的人物。然而，现在并不是三十多年前那个动乱时代，三颗射杀刘宜良的子弹，不但引发了人民对民主法治前途的危机感，摇撼了对政府的信心，也使国际的形象受到空前的毁损。来自美国的有形影响也许正在减退中，但来自民间的惊悸惶然、信心的失落却一直潜存着。
    江南案抵消了外交人员多少的血汗努力，或许还可寄望时间使怨憎淡忘，但对内唤起的恐惧与怀疑，却更需要执政者以实际的作为重拾民心。经济发展蒙上阴影十信事件演展至今，已绝非一个单纯的财经事件，它对国内政治基础的斫丧，绝不亚于江南命案，尤有甚者，是对台湾生存命脉——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阴影难以消散。
    十信事件的发展，有关蔡辰洲等十信负责人法律责任的追究较无问题，但对政府有关单位行政责任的究明却始终迟滞踌躇。十信事件的发生，与财金部门的政策行政失误有绝对的关系，其中许多人员违失的环节，涉及特权勾结包庇的部分，至今未有明确交代。监察院大张旗鼓调查，却又中途偃旗息鼓，留待行政机关自了，然而行政部门自我处分却下不了手。最近，监察院悔恨交加，向财政部长陆润康施加压力，却也只是空余哀叹而已。
    十信事件与江南案都显示政治系统缺乏预警与监督功能。亡羊补牢，若不能痛下决心，台湾绝对经不起第二次这类的冲击。“经革会”功能待验证除了中共的威胁及两大案的冲击之外，今年上半年最特殊的还是面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挑战时，政府部门在“经济改革”上的回应。“经革会’的成立，似乎吸引了多数在十信事件中受到冲击的民心，但是，改革所必然面临的阻力，也塑造了“经革会”“不确定”的性格。
    在政府正常体系运作之外，另设立一个体系外的改革发动机，本来是十分冒险的事。“经革会”的角色至今仍然模糊，而来自财经部门的有形无形抗拒，也使“经革会”的功能面临考验。“经革会”的困境与其说是改革的困境，不如说是“整合”的难题。改革从外而内发动，如果缺乏从上到下的整合，改革势将成为无的放矢。各种效应均具意义无论外在的压力，抑或国内发生的几起事件，渐渐地已产生了各种效应，反映在许多社会现象上面；这些现象，都是不容忽视的。
    事实亦不容我们讳言，一股看不见的“资金逃亡潮”已在暗中进行，报纸上的售屋分类广告中，“出国在即，急钱廉让”的字样令人触目惊心；观望与投机的心态已充分显示在经济投资方面，银行的滥头寸、股市的投机风，特别是几家素具历史的厂家宣告倒闭，难道没有悲观造成的灰心成分？社会上的纸醉金迷，岂不令人兴起“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叹？
    最近发生的煤矿灾变，国人的反映已大不同于去年三次灾变。去年的矿坑灾变，国人由同情而感叹而怒责；今年的第四起，国人的反应是冷淡的。这种冷淡是灰心的“漠视”。这种心情的反映，较刘宜良案与十信案之各方交相指责，还要来得可忧。人心不耐是重大危机这些效应之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人心的“不耐”：不耐于长期的经济景气低迷，不耐于政治气氛的长期沉闷，不耐于政府机关执行公权力的多种标准。总体来讲，是不耐于长期蛰伏的那股郁闷。
    这种不耐，表现在投资意愿低落，表现在追逐纸醉金迷，表现在各种自力救济的行动，表现在大学生要求校园民主，表现在政论杂志的言论升高与无的放矢。
    这些由不耐的心情所衍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均可视为诸多事件的社会效应，这些效应最后都会在政治上显示出来，最明显的“指标”，将莫过于今年底的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