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后忆访华（一） [复制链接]

    【日本《宝石》杂志十一月号刊登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专稿】题：日中两国的课题是“信义”与两国国民之间的“自由往来”（原编者按：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同中国完成了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事业。那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现在第一次向本杂志透露了许多未公开的趣闻。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历史见证。）中国问题如同「内政」问题
    一九七二年，我访问中国并非一帆风顺就得以实现的。当时有台湾问题、日美安全条约问题、自民党党内的调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后面还要分别去谈，但可以说，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
    更为严重的是，日中关系问题带有危险性，在这个问题上哪怕走错一步，我的政治生命就有可能丧失殆尽。尽管如此，为了尽快恢复日中邦交，我还是为访华做了准备工作。
    我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恢复日中邦交呢？因为我认识到，中国问题对日本来说与其说是外交，不如说是“内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中两国之间常常使用“同文同种”或“一衣带水”等词句。但是，在玩弄这种词藻和阐明其理由以前，正象自古以来一直富有魅力的“常绿阔叶林文化”论所暗示的那样，在日本人的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这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在我国的原住民族里，有着因黑潮而从东南亚北上的人，或从中国沿半岛南下而来到日本的人，是他们的血混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祖先。
    用不着提及那么遥远的事情，只要看看明治、大正和昭和这三代的政治，日中两国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对我国来说，这一百多年的政治，总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常常是日本政治的基点，日本政治撇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这样说也不过份。
    因此，把形同内政问题的中国问题束之高阁，对日本是不利的。在我的心中曾有过这种想法，就是中国问题必须设法尽快解决，而且是越快越好。
    从战后一九四七年我当上国会议员以来，这个问题就时时刻刻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中国问题同台湾问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在台湾问题没有得到处理的情况下不可能认真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作为内阁的工作来说，中国问题是最麻烦的问题，这也是事实。
    日本尤其是在日中战争时期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必须尽快地明确给中国造成的这一巨大损失。这是我因参加选举等原因周游全国各地所得到的切身体会。
    譬如说，日本一些国民至今仍抱有强烈的反苏情绪。日本在战争中被打败了，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苏联对留在大陆的日本人不容分说地把他们统统带到西伯利亚，这些人吃不饱，穿不暖，被迫从事艰苦的劳动，以致使无数的同胞含冤而死。对这一事实产生的愤怒，形成了无法消除的反苏情绪留在人们心中。
    另一方面，中国作出了几百倍于日本的牺牲，而这一损失是日本造成的。我完全能够理解日本人的反苏情绪，所以我想，对中国也不能佯装什么都不知道。
    必须尽快解决中国问题，这也是我当上政治家以来的一个信念。决断与实行
    在佐藤内阁后期，即一九七二年一月，为参加“圣克利门蒂”会谈，我陪同佐藤总理访问了美国。我当时的职务是通商产业大臣，但在这次会谈中却谈到了中国问题。
    在圣克利门蒂会谈中，当我会晤尼克松总统时，我就中国问题作了以下陈述：
    美国为防止共产主义南下，将全部力量用在越南，但最终不得不从越南撤退。我想，当时如果美国认清中国的实况，并能携起手来对中国采取与其实况相应的措施，那么，越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和外交就会同现在大不一样。战后，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主轴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这两者的接触点，在欧洲是柏林墙，在亚洲是朝鲜半岛的北纬三十八度线，还有位于加勒比海地区正中的古巴。这三个地方是东西方的接触点。
    其中，亚洲拥有最辽阔的幅员。现在，以美国对这个地区承担的义务为主，确保了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然而，长此发展下去，美国的防卫负担只有不断增加而极难压缩。倘若这样，难道不应该考虑考虑中国的存在吗？我认为，如果能够和地球上四十三亿人口中拥有近九亿（现在已超过十亿）人口的中国合作，那么这就会大大有助于确保远东的和平与安全。为了谋求远东地区乃至亚洲这个广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
    在会谈过程中，我向尼克松总统坦率地畅谈了我平素所想到的事情。当时，我连作梦也未曾想到，半年后会当上总理大臣。我的建议仅仅是个建议而已，因而那时并没有讲日本为此应该帮些什么忙。
    可是，众所周知，在那次会谈之后不久的二月，尼克松总统搞越顶外交，实现了访华。
    （张红译李德安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