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作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 [复制链接]

    【美国《美中评论》五—六月号文章】题：在中国的思想库工作（作者：史蒂夫·麦金农）
    一九七九——一九八一这两年，我作为一名外国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个所里工作·西方报纸经常把社会科学院说成是邓小平的“思想库”。我除了授课以外，还搞些调研以及为社会科学院新出版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做些编辑润色和翻译的工作。
    我一直同二十名男研究生在一起，引导他们进修研究课程并指导他们撰写文学硕士论文。这些年轻人对于西方的东西，既不一味追求，也不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第二年（一九八○至一九八一），我感到，我已同工作单位融为一体，即参加教务会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会议。我这样做是由于有一种想法：作为一个外国人需要一个特殊的“媒介”。更重要的是住房问题。第一年我们住在友谊宾馆。第二年，我们就和学生、职工住在一起。我妻子在新华通讯社工作。我们两个孩子在我工作单位附近的中国小学校上学。这一年的经历使我相信北京或许是中国最容易融合的地方。
    我们去同事家，乘坐汽车、骑自行车都很方便，和中国朋友外出游玩或做其他事情都没有困难。
    我们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建立的密切联系，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重返中国时得到了验证。我的原单位邀请我回来，对我非常热情，象回到自己家一样。即使在经历政治大动荡的一长段时间之后，对待朋友的友谊也是同样的。
    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北京的一个大思想库工作，看来是提高了而不是妨碍了我从事实际研究的能力。借工作之便，我可以翻阅明、清时代的档案、参加会议以及同别人谈话。再者，在中国成功地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关键是同中国的学者同事们建立联系和研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当然，这需要花费时间。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打通我所需要的路子，以便有效地进行如下的一些研究项目：史沫特莱传记、陈翰笙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及清末民初的军事机构。由于时间的因素，我断定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一名外国“专家”和导师两年来的研究经验，超过了或者说至少赶上了在中国工作一年或不到一年搞学术交流的同事们。
    因此，作为一名学者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教员，通过在中国大“思想库”工作取得的经验，大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事实证明，这个思想库特别是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理想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