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怎样产生的？ [复制链接]

    从理论上讲，评选不受政治影响，但瑞典科学院隆德克维斯特博士说，“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只不过我们在一个有重要情况要说的人处境危险时帮助了他。”
    【美国《华盛顿邮报》文章】题：为什么索尔仁尼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格雷厄姆·格林却得不到？（作者：彼得·伦农）
    每星期四下午，六位老学究在斯德哥尔摩王宫后面的瑞典科学院图书馆里集会。他们每次辩论三个小时，辩论的内容是：这一年将把二十一万二千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谁。为了避免感情用事，他们彼此客客气气地称“先生”。
    六位老学究都在六十五岁以上，是瑞典诗人和批评家；他们的工作，是每年秋天从一张列有大约一百五十人的名单中，向瑞典科学院推荐一份五人名单，作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虽然从理论上说，他们的取舍对瑞典科学院没有约束力，但事实上，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总是出自他们推荐的五人之列，而且常常是他们推荐的第一名。
    在全世界选拔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评价其成绩，这项工作一年到头从未间断过。每年十一月，瑞典科学院秘书拉斯·居伦斯滕向有资格的数以千计的人发出信件，邀请他们提名。另外，还定期请瑞典和其它国家的大批专家提出对作家们的评价。一般地说，候选人只有在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一种大语言之后，才会受到考虑；不过，至于象希腊的无名诗人奥季塞乌斯·埃利蒂斯和西班牙诗人文本特·亚历山大这样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授权进行特别翻译。六位老学究都精通两三种语言；其中有的决心定期到各国亲自物色候选人。
    每年评价一百五十名作家，这项任务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吓人。世界舆论对谁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名单上绝大多数作家的名字已经排上好多年了。一个作家至少要在他的名字列上名单三、四年之后，才有获奖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说，瑞典科学院院士是一批沉默寡言的人。
    官方的一切权力无法干涉他们的审议。他们声称，他们从未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受到影响。“调查、提名、审议和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委员会的决定是最后的裁决，不得上诉。”
    但是，我最近在斯德哥尔摩发现，在许多场合下，格林这两个字可以使这些院士对他们作出的严厉裁决感到多少有点内疚。
    这并不是说，这些受人尊敬的心地善良的老学究几十年中没有注意到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他们一想起瑞典科学院四十年来在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英国作家的问题上搞得一团糟，显然感到忐忑不安。
    每一个委员会基本上都由权力很大的少数人主宰；问题是查明譬如是谁不让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格雷厄姆·格林著的《权力和荣誉》。是谁凭着自己的势力、感情、顽固精神和十足的讨伐精神主宰了这一切呢？
    他们是七十四岁的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博士和九十六岁的奥斯特林博士。
    “你为何没有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格雷厄姆·格林？”我突然问隆德克维斯特博士。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并不取决于我。他必须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可是他却没有得到。”也许他对格林作品的译本还有点印象，他提出了这样的理由：“三十年前，格林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认为《权力和荣誉》是一部水平很高的著作。不过，我认为他现在的作品质量下降了。”
    “可是，一九六二年，美国作家斯坦贝克是在写成最后一部高水平的著作《愤怒的葡萄》二十三年之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九六五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也是在写成《静静的顿河》近四十年之后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
    “这个我知道。可是格林太有名气了，”他有点生气了，“反正他不需要这笔钱。”
    “这不能成其为理由，”我说，“大多数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在得奖之前也已经很有名气，也不需要那笔钱。”
    “好啦，我个人是不会投他的票的，”隆德克维斯特恼怒了。
    “你的委员会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你们都是老人，因而你们的口味可能是一成不变地沿袭你们青年时代的文学传统。”
    “拉斯·福塞尔很年轻（五十二岁）。虽然奥斯特林博士已是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但他在学习方面仍然十分敏捷。他一直在观察青年作家。”
    “你认为你们从未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受到影响吗？例如，一九七○年把文学奖授与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时候？”
    隆德克维斯特否认政治曾对他们产生过影响，但是，他后来谈到的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情况好象与前面的矢口否认自相矛盾。“我认为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写的东西很象托尔斯泰的。不过，我们在一个有重要情况要说的人处境危险时帮助了他。
    这样，他后来才能够在世界上说出那些重要情况。
    在此五年之前，把文学奖授给另一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时，情况也是如此。肖洛霍夫是苏联官方特别赏识的人物，但是，他的作品中，只有写于三十年代的《静静的顿河》很有价值。他后期的作品远远没有达到第一流的水平。”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历来声称，它只从艺术价值方面考虑。然而，人们对委员会提出的另一个批评，是它考虑了“地理因素”：这一年把文学奖授给西方，下一年则授给东方；这一年授给欧洲人，下一年则授给南美洲人。
    “我们当然设法使得奖的国家多一些，”隆德克维斯特说，“不能连着两年把文学奖授给同一个国家。”
    “你坚持认为，你们一九八○年把文学奖授给一位波兰诗人时，没有受到波兰罢工事件的影响吗？”
    “要说我们受到了波兰罢工事件的影响，这是决不可能的。
    他已经列入我们的名单三、四年了。早在一九八○年五月，即波兰还没有闹工潮的时候，他就被列入了最后的五人名单。波兰罢工事件曾经使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举棋不定。
    但是，也决不由于罢工事件而拒绝把文学奖授给他。”
    隆德克维斯特愿意承认，强有力的人物有主宰文学奖委员会的可能性。至少过去是如此。
    “法国诗人圣—约翰·佩塞一九六○年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因为达格·哈马舍尔德的缘故，”他说，“哈马舍尔德对委员会有过很大的影响。”
    任何因素也限制不了隆德克维斯特雄心勃勃地寻访杰出的作家。
    “黑非洲出现了水平相当高的作品。我最近到黑非洲去了五、六次。已经有几位黑非洲的作家得到了提名。”
    “我们能否在数年之内看到一位黑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很可能。”
    “人们对你们的作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批评：你们声称把文学奖授给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家，可是，如果你们对某些国家（如中国或印度）的文化一窍不通，又怎能评价这些国家文化的价值呢？”
    “印度有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家。但是，迄今为止，他们并未达到我们必须保持的国际水平。这些国家的文化是原始的，不知怎么地，我认为它们不能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文化。”
    “日本行。一九六八年，我们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日本的川端康成。现在，日本文学的质量同我们的不相上下，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工业化的先进社会。”
    我问：“由于用现代通信手段能够使你们了解到所有国家的文学情况，你认为必须制订一些规定，以便使你们比在全世界奔波更有希望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吗？”
    “也许是这样，”他说，“你显然没办法跑遍全世界。”
    但是，瑞典科学院的这位脸上已有皱纹、难以驾驭的诗人好象没有费很多脑筋去考虑任何一种办法。
    事实上，福塞尔好象压根儿没有听进去；他在想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