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思想库在估量他们选举后的政治前途》（下） [复制链接]

    美国企业研究所是在１９４３年由约翰斯—曼维尔公司董事长刘易斯·布朗为宣扬自由市场观点而组织起来的。它最初的几十年是作为一个实际上是资助它的公司的附属机构存在的。
    直到十年前，美国企业联合会（它以前是叫这个名称的）还广泛地不为人们所重视，显然把它看作是个第三流的机构——与其说是个严肃的分析机构，不如说是个发表拥护企业界言论的机构。
    但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巴鲁迪的父亲，已故的威廉·巴鲁迪（他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复兴时期的主要负责人）开始着手改变这个机构的性质，扩大它对华盛顿决策的权势集团的影响。
    老巴鲁迪采取的第一步是提高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可靠性，办法是放弃研究报告中大部分可以预言的右倾言论，坚持先是在经济方面然后在其他方面进行第一流的学术研究。然后打入电视，改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形象。
    接着，在１９７６年选举后的改组中，巴鲁迪设法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大约有２０名即将卸任的福特政府的决策人愿意参加他的机构。这些人在他们所在行的那一方面都是广为人们所敬重的。他的儿子现在沉思地说：“我们本来无论如何也是会成功的，但是这一来成功得更快了。”
    几乎立即收到成效。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威信有点下降时，美国企业研究所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得到新的信任。在全面提高之后，经费跟着也增加了，在１９７７财政年度，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预算增加了一倍，达到大约１０００万美元（而在１９７０年，美国企业研究所还只靠一年８０万美元维持活动）。
    美国企业研究所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影响还只是刚刚开始察觉得出，但是巴鲁迪要把首先指出在管理方面需要改革的功劳归于他的研究所是完全正当的。现在在管理方面需要改革这一点既是共和党人也是民主党人的一个公认的目标。美国企业研究所在预算和税收方面的研究工作也产生了影响。
    虽然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都在向中间摆动，但是它们仍然由于它们贴有党派标签的形象（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自由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是共和党主流派的）而受到影响。尽管这两个机构都坚持说，它们是独立的，它们从对立的党派雇用工作人员。
    布鲁金斯学会的麦克劳里承认；“事实说明，进民主党政府工作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人是比较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劳里本人一直是共和党人。他说，布鲁金斯学会雇用了一些共和党人，“但是很难否认”，民主党人在这个机构里感到比较惬意。
    尽管如此，这两个组织都在作出努力来摆脱它们给人留下的带有党派色彩的把柄，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认为，那有损于它们的信誉。麦克劳里说，“要是再次被看作是一种（供任何政府使用的）旋转门，那不论是从理性上讲还是从平衡方面讲都将是错误的”。
    照现在的情况看，这两个机构在经费和规模上大致是势均力敌的：布鲁金斯学会的预算是１０７０万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预算是１０４０万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专职工作人员有３４人，还有大量的私立大学的兼职学者。布鲁金斯学会有５０名专职工作人员，还有５０名“客座”学者。
    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大约有１５％来自政府对一些具体项目的赠款，其余的来自一些基金会和它自己的拨款、销售书籍的款项、会议入场费等等。麦克劳里正积极谋求得到更多的公司捐款。去年公司捐款总额只有６０００００美元。
    出于哲理上的原因，美国企业研究所目前不肯接受政府的款项，它的收入的４０％是靠公司的赠款，那６０％靠基金会的捐款。但是巴鲁迪告诫说，他不能肯定这个机构能坚持这种禁止接受政府款项的作法达多久。
    美国企业研究所现在正效法私立大学，请求公司和希望发起将来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讲座”或计划的私人捐献者捐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机构尽管有竞争一说，却并不是完全没有来往的。一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参加另一个机构的讨论会和会议。麦克劳里说，“但是我们作为机构并没有进行合作”，这表明两者是有区别的。
    今后四年会是什么样子呢？它们的主要负责人承认，这两个机构非常可能更加接近对方的地盘。
    巴鲁迪说，美国企业研究所打算大规模打进政治——社会学舞台，研究社会上的大机构（大公司、有组织的劳工和庞大的政府）对家庭、教会和邻里关系的影响。
    麦克劳里希望使布鲁金斯学会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可能还要出版一种新的学术杂志——这是这个机构过去一直没有涉及的两个方面。
    到此刻为止，这两个机构中任何一个都不想大大扩大它的规模和增加人员。
    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认为，由于１１月４日的选举结果，自由市场这种主张得到了新的支持，对此，它是感到洋洋得意的。布鲁迪问：１９３２年是实行新政者的年头，１９８０年会是保守派的年头吗？他说：“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找，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