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五） [复制链接]

    他庄重地宣称，中央委员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样两位宝贵的生命去冒风险。因此他请求中央委员会不要让这两位“敬爱的领袖”离去。这一建议立即得到赞同。真可以说，那是一场排练有素的戏剧。但这时，列宁格勒的契卡头子柯马罗夫以夸张的无产阶级风度“代表人民”发言，他说，“我只是不懂，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如此傲慢。”这句话终于使托洛茨基失去了控制，跳起来宣称：“我请求把我从这出低级喜剧的演员表中划掉。”说完，就立即走向出口处。
    这是一次决裂。在这历史性的一瞬间，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愤怒的托洛茨基为了造成更大的效果，决定用力把门关上。他的意图很清楚，他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已同阴险的同僚们决裂了。为了强调这一点，门应当关得很响。但会议是在沙皇登基大厅举行的，那扇铁门既大又沉。托洛茨基不得不使出全身的力气才把门缓慢地打开。这时，托洛茨基应注意到，有些门是无法使它重重地关上的。但他如此激动，以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并企图用力把它关上，但那扇门只是缓慢地，而且显得很庄严地关上了。一位愤怒的留着山羊胡子的人抓住一个门把，用力同一扇笨重的门搏斗，实在不大雅观。
    自从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扩大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后，“三驾马车”与托洛茨基的斗争进入公开化阶段。在一九二三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场斗争已成为“三驾马车”的主要工作。这个时期的文件也主要涉及这场斗争。因此，年青的党史专家们把这一时期的党内事件理解为是一场在中央委员会里与托洛茨基争夺多数的斗争。事实并非如此，它比人们的想象复杂得多。
    为了理解这一时期的真实历史，必须说明几点：
    新经济政策导致生活条件的迅速改善。农民又重新开始播种了，私营商业和家庭作坊逐渐使那些长久见不到的商品又重新在市场上出现，整个国家在慢慢地复苏。币制改革使数十亿不值钱的卢布可以换成稳定的硬通货——金卢布。但是，官僚主义国家管理机构却不能适应这些情况，它们已习惯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事方法。城市供应工作做得很糟，工人和职员的生活很困难。工人是唯一敢于表示不满的阶级，他们在一九二三年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工人的不满也反映到党内，出现了“工人真理”（波格丹诺夫）和“工人团”（格·米雅斯尼科夫）。这两个小组指责党的机关发生了官僚主义变化，已完全不顾工人的利益。当时，党内是相当自由的。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与某个执政机关不一致，可以反对它的决定。这种党内民主产生于十月革命前，直至斯大林掌握一切时才消失。
    一九二三年秋，党内迅速地出现了各种“工人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由于害怕托洛茨基控制这些反对派，努力争取主动，他们也大声疾呼地批判党内官僚主义，并迅速地成立了一个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委员会，检查党内官僚主义问题，研究劳动群众不满的根源。在九月中央全会上，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作了一个党内政策的报告，认为官僚主义问题是因为许多党组织的领导不是选举的，而是“任命”的。
    关于“剪刀差”问题的报告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它指出，党把工业品价格定得过高，农产品价格压得太低。这一政策的意图是要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巩固，但它使有关的人产生了强烈不满。人们虽然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多余产品，但是国家控制着大部分商业机构，并迫使农民以便宜的价格出售他们的面包谷物，并以高价来购买工业品。全会建议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一定时间内缓和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
    十月八日，托洛茨基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表面上是谈这个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猛烈批评党内官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不是党决定一切，而是官僚们（党的书记）在控制一切。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把这封信在党内广为散发。“三驾马车”不愿按托洛茨基的办法行事，命令中央监察委员会禁止散发这封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于十月五日下令禁止。但在同一天，中央委员会又接到一份所谓关于党内生活的“四十六人声明”。（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