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时代》周刊文章：《靠邪门歪道过舒服日子》 [复制链接]

    说苏联地下经济日益兴旺，已经成了今天苏联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勉强认可了地下经济，因为它填补了效率不高的苏联制度所留下的缺口，减轻了物品短缺的程度，使消费者的生活能维持下去
    【美国《时代》周刊６月２３日文章】题：靠邪门歪道过舒服日子副题：地下企业家们的兴隆生意网
    伊·京塔列娃是一名律师，生活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几年前，她卖掉了自己的日古利牌小汽车，获得了２，０００卢布（大约３，０００美元）。尔后，她用这一小笔资本进行投机，购买了苏联商店里差不多老是供不应求而又十分热门的象墨镜、假发这些短缺商品和消费品。由于京塔列娃既买进又卖出，她逐渐地储存了各种商品，从金戒指、手表、假发、紧士服到丝绒服、雨伞和照相机。生意兴隆起来了；波罗的海休假的人成了她的经常顾客，她雇用了４名助手，甚至经办起了函购业务。然而，遗憾的是，根据苏联关于“投机买卖”的严格法律规定，京塔列娃成了一名经济罪犯。今年年初，她被逮捕，被判１２年徒刑。这一处罚本来可以是死刑。
    京塔列娃和她的主顾们是苏联兴旺发达的地下经济的组成部分。这种地下经济不仅仅包括所熟悉的黑市上的买卖人，他们经营美国紧士服、圆珠笔、圣像和鱼子酱，在主要的旅游饭店周围招揽西方游客。事实上，这是同国营经济并驾齐驱的第二经济。在兴旺发达的常设网中，非法的和半合法的企业家、投机商和小偷们向工人、农民、甚至国家官员们提供难以搞到的商品和劳务。
    苏联人称这是靠“歪门邪道”生活。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人们争着要搞到的足球票和音乐会票送给当地肉店伙计，换取一块好肉；把某商店预定要进一批鞋的消息泄露给水暖工，好让他修补一下漏水的管子；或者牢牢抓住第二种职业不放，如家具搬运工和公寓粉刷工。然而，旁门左道能够、而且确实也发展到从西方偷偷地带进消费品，开办地下工厂，盗窃国有材料，无故旷工而干私活。
    苏联社会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歪门邪道的经济。对城市居民来说，通过在广告牌上张贴自制广告，私人经济可以为你装修水管、缝衣服、甚至提供合法劳务。农民们通过后门获得通过正常经济渠道所不能获得的农具或肥料。
    尽管黑市是不合法的，但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还是显而易见的。莫斯科寻找公寓的人的会集点是列宁格勒大街的地铁站。购买诸如口红、女内衣和女外衣这种妇女用品的地方是在离大剧院两条街的一个公共厕所里。在靠近莫斯科天文馆的一条小街上，黑市场上的买卖人办起了一个地下超级市场，经营从杜松子酒到口香糖、紧士服和流行唱片等各种商品。各个市场上最热门的买卖是情报。某些非法赚钱的善于钻营的人花一至两个卢布买“一句话”，一句神秘的话：透露第二天将供给某商店一批短缺货物的有价值的消息。
    整个工业已开始为黑市服务。印刷工非法地印刷难弄到的书籍，而所有的地下工厂则做紧士服和化妆品。卡车司机尼·布特科和亚·科诺瓦洛夫从靠近黑海的高加索山城克拉斯诺达尔从事精心计划的三角贸易。他们把从一家国营工厂偷窃出来的钢材转售给政府办的农场，换取市场上见不到的西红柿、葡萄和豌豆，然后，把这些农产品运到缺少新鲜蔬菜的西伯利亚出售。
    伯克利经济学家格雷戈里·格罗斯曼是研究苏联非法经济的专家，他指出，“政府官员受贿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这是一个极其腐败的社会，官员贪污和受贿极为普遍，盗窃成风，手段之高明远远胜过溜门撬锁或盗窃国库的贼。七十年代最大的欺诈行为之一是鱼子酱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渔业部的官员们把昂贵的黑鱼子酱装在贴有“熏制鲱鱼”商标的大罐头盒里运往国外。合伙进行这种欺诈行为的西方公司将鱼子酱重新包装出售。他们把苏联共谋者分享的利润存入瑞士银行。克里姆林宫官方仍然否认这一欺诈行为，但是，在一些“鲱鱼”误送到国内的商店以后，渔业部长突然辞职了。
    尽管苏联官员知道存在着日益兴旺的第二经济，然而，一般来说，他们对伊凡雷帝那样可怕的资本家的交易不闻不问。严重违法者有时也遭到逮捕，内务部负责打击贪污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的官员已经渗入黑市。但是，克里姆林宫勉强认可了地下经济，因为地下经济填补了效率不高的苏联制度所留下的缺口，减轻了物品短缺的程度，使消费者的生活能维持下去。
    集体农庄的管理人员承认，他们达到生产指标的途径往往只有一条，就是购买黑市上的供应品。在莫斯科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如果他们设法阻止一切非法活动，经济将会濒于崩溃，党将面临公众骚动的严重问题。”在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中，是找不到地下经济这种说法的，但是，它已经成了今天苏联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