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文章《外国专家在中国》 [复制链接]

    今天许多国家都愿意同中国平等交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许多外国专家愿意到中国来讲授现代化知识
    【香港《大公报》８月２日刊登余益谦的文章】题：外国专家在中国
    在我国，近年来自外国聘来的专家多起来了。
    外国专家有三类。一类是志同道合，自愿到中国来工作的，他们之中，不少是喜欢中国，视中国为第二故乡，像诗人路易
    ·艾黎，美国医生马海德等。一类是按中国和外国签订的文化、科学合作协定被派或应聘到中国来教书、工作、考察、研究的，他们多是受雇者。目前这一类的专家从北京远至新疆，均相当活跃。还有一类是外籍华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爱，看到“四人帮”糟踏下的中国教育现状，心如刀割，利用各种机会到他们生过“根”的地方讲学，提高教育水准。
    经过十年浩劫，我国的科技、经济等与外界完全脱节。今天，中国与国际互相往来是不可避免的。
    三十年来，建国初期的“一面倒”，样样自苏联照搬，妨碍了学术自由的开展。那一段时期，学英语的不吃香，学俄文一时成为风气，都是失之过偏。事实上，在国内真正推动我国科技进展的，主要还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老科学家们。
    文革中，不消说，对外国的东西都说成是崇洋媚外，科学家饱受摧残。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把领袖说的一言半句当作符咒，科技文化不被摧残殆尽者几希！
    三十年来在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每一个运动不下于十二级台风的肆虐下，学术风气早已化为乌有，人人噤若寒蝉。这种局面到“四人帮”垮台时才重新加以整顿，其所受到的惨重损害，可想而知。
    今天的状况可大不相同了，许多国家愿意同中国平等交流，帮助中国现代化。
    去年十月应聘到北京为中国外贸干部讲授现代经济外贸知识的哈佛大学教授杰洛姆·科恩，最近从北京通过国际电话对《朝日新闻》谈到他为什么要到中国的问题时说：“去年夏天，担当北京经济开发工作的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请我教授关于合约问题的经济法。为了推进现代化，中国要发展外贸，增加补偿贸易和开办合并企业，但因没有经验，需要对外贸干部施加特别训练。哈佛校方采取让我休假的方式，使我到中国执教，到明年九月为止。我研究中国问题已近二十年，很想到中国来住一个时期，现在好容易实现了。”
    科恩教授这一番话，说出了许多受聘的外国专家的心声。他们愿意到我国来讲授现代化知识，也希望借此了解中国。
    据他的介绍，他在北京每星期工作四天，每天三小时，合计十二小时。他用英语夹杂国语讲解法律。教科书采用美国大学使用的《经济法》，并用实际的企业合约和国际贸易事例作辅助教材。这个特训班的学生共二十五人，都是北京的外贸干部，他们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学习劲头很足。
    科恩教授被问起拿多少薪水时说，他完全没有拿薪水。中国包他的住，同时承认他是法律事务所的伙伴，担任法律顾问。让他作为外国企业的代理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时，在法律问题上商讨并订立契约。
    他说，这对他本人和中国都有利，这也是一项合作。
    另外一个是受《人民日报》之聘到北京来，专为中国将要派到外国采访的新闻记者讲课的美国人史蒂芬·马基诺教授。他本来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现代中国史的。《人民日报》请他到中国讲授西方国家史。
    还有一些是到中国来教英语的。他们之中有的本来是来教经济学一些专业的，因准备工作不及，暂时教外语。
    当然，从延安时期留下来的少数外国专家，像马海德现在是中国卫生部顾问；德国的米勒是北京医学院副院长等，还有好些日本专家，数十年来一直默默的从事翻译工作。
    可以说，三十年来直到目前，中国才算是真正的对外国开放和从事平等的交流。交流的学术项目空前广泛。外国企业能够到中国来设厂，也只有今天才实现。这种做法对不对？相信大多数的人民是欢迎的。因为像这样的引进技术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