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厚甫文章《里根的对华政策问题》 [复制链接]

    【香港《明报》６月２８日和２９日文章】（作者：梁厚甫）题：里根的对华政策问题
    （美国航讯）在最近的华侨社会内边，有不少人，希望里根能够当选下届的总统。其情形，有如１９６７年希望尼克松能够当选一般。
    里根最近诚然说过，“我如果当选总统，我将支持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论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支持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论点，与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行动不同。支持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论点，那是‘‘写史论”的问题，总统自然有“写史论”的自由，但是，如果见之行动，那就有跳过国会和最高法院的两个成案的关头的问题，亦即是跳过国际法上的“既成事实”的关头的问题。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不可能“言而莫余违也”。既然明知不可能“言而莫余违”，甚么史论都可以写，写了史论而没有人欣赏，责任可以向国会和最高法院那边一推，因而，用史论来换你的选票，自然风凉水冷，天马行空！
    历史地看问题，就美国对华对苏政策来讲，美国可能有四种总统：
    （一）反苏反华的总统——杜鲁门属之。杜鲁门知道韩战是中苏合谋，于是乎大打出手，自然是既反苏又反华。杜鲁门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他有很大的魄力或者是有很大的本事，而是由于当年美国的国力，至富至强，要反便反，不必张惶。这叫做得机乘势，张三李四都有这样的本事。不过，杜鲁门当年，尽管是意气风发，也有脚软的地方，麦克阿瑟将军要过鸭绿江，杜鲁门炒他的鱿鱼，这件事毕竟还是美中不足，有点泄气。
    （二）反苏而不反华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属之。好多人对艾森豪威尔表错情，以为他以元戎而做总统，必然是也文也武，其实，他是开了今天反苏而不反华政策的先河。他竞选的时候，唯一的口号，就是结束韩战。结束韩战，第一步就是不反华，当年和美国打架的是中共，而不是苏联，说他不反华，那是没有冤枉他的。后来中美的巴黎谈判以及日内瓦谈判，都在艾森豪威尔任内做成，亦可以作为旁证。无联苏反华总统
    （三）联苏反华的总统——联苏反华，又名为“反华大合唱”。美国这样的具体的总统，还没有，但这样的“影子的总统”，却有一个，那是约翰逊。约翰逊被越战弄到头昏眼花，当时有人献策，认为越共的游击战术，完全是中共的游击战术，说明越战是中共搞出来的。当时中苏共已分裂，为求结束越战，何不联苏反华。约翰逊一时意动。但反对这样的政策最力的，是当年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认为，作这样献策的谋士，还没有坐飞机去过海防的上空，没有看过苏联的船舶。谋士们自然没有坐飞机深入敌区的胆量，于是就被麦克纳马拉的浪头抛弃了。
    （四）联华反苏的总统——这样的总统，美国仍然没有。但是，这样的国防部长，已有了一个。那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布朗。布朗最近说：“中国虽不是美国盟友，但是朋友。朋友与盟友之间，当然不能说是毫无分别，但也不能说是有很大的分别。但是如果叫卡特去说这样的一句话，他必然一如往例，支支吾吾，未讲先笑。所以说，这样的总统，还没有。要反苏，就亲华
    如果里根当选总统，在上述四种总统中，做哪一个呢？首先，他不可能做杜鲁门，而他自己也早已承认不可能做杜鲁门了。杜鲁门执权于美国国力至富至强的时候，而且核武器独占。今天的美国，已不是当年的美国了，这一点，你我都知道，而里根也知道。里根曾说过，解决今天美国的经济问题，应自放任工商业开始。姑勿问这一个政策是否对头，即使对头，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恢复美国的声威和国力，既然不可能，要做杜鲁门，谈何容易。
    反苏既是里根的政治资本，联苏反华，当然更不容想像。四种总统已去了两种，留下来的，只有艾森豪威尔与卡特两个典型，即是反苏而不反华，友华而不盟华。里根只能或高或低地选择这一条路，这样的里根，有甚么稀奇！
    我们还要注意，在美国最近的全球战略上，存在着一个公式。那就是：要反苏，就亲华。这一个公式是尼克松搞出来的。１９６８年尼克松竞选总统之前，他曾在《外交季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越战结束以后》。他主张拉中共来孤立苏联，这就是他后来的全球政策的张本。
    里根的主要政治外交顾问是史坦福大学的理查德·艾伦，其次是弗雷德·艾克尔。艾伦以往是基辛格的助手，后来与基辛格闹翻。闹翻的原因，不在于反对尼克松的中国政策，而在于反对基辛格的“缓和”。这一次，里根一提起台湾问题，艾伦立刻补充的说，这里有一个“既成事实”问题，那是一句含蓄而又点睛的话。艾克尔最近在联邦俱乐部内边大谈朋友与盟友问题，公认为“既成事实”，和中共做朋友，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对这些显明的“暗示”，我们是应该动一动脑筋的。
    今年浮在面上的总统竞选人计有四个，即卡特、里根、安德森与肯尼迪。就国内经济政策来讲，肯尼迪与里根处于对立地位，而卡特则徘徊于中央。就国外政策来讲，卡特、安德森、里根三人的分别无多，但均与肯尼迪处于对立地位。由此看来，今年的竞选人，独据一个山头，而大杀三方的，只有肯尼迪。亦只有肯尼迪，才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地方。何以肯尼迪有这样的重量？因为肯尼迪的本身是一个潜在“缓和论客”。“缓和论客”者，就是不积极反苏之谓。一个不积极反苏的人，先天的就和中共处于不协调的地位。邓小平说过：中美的关系，是建立于全球战略上的考虑的。这就是说，一切问题都在其次，而美国对苏的态度问题，处在第一位。中共碰到了一个潜在的“缓和论客”，先就感到夜长梦多。不讲是肯尼迪，就卡特而论，在苏联进侵阿富汗之前，卡特也像一个潜在的“缓和论客”，到去年圣诞节那一天，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才一反本来面目，向“备战论客”那边来归队。中共才放了心。即使放心。也依然提防万一。现在去问卡特，要不要“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他认为，苏联如果从阿富汗退出来，这协定还是要的。不过，苏联退出阿富汗是不能想像的事，因而卡特就有可能做实了“备战论客”。
    由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共对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虽然没有理由表示其好恶。如果能够表示好恶，中共必然首先支持里根，其次才到卡特与安德森。见了肯尼迪就皱眉头。为甚么会这样呢？因为里根之反苏，是先天的，他的后台是美西的军需工业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份），而他的外交首席顾问理查德·艾伦，也是美西军需工业的代言人，里根之反苏，义无反顾。但是反苏的人逃不出“要反苏，就亲华”这一公式。卡特以石油工业为主要的后台，也与美东美西的军需工业有其渊源。石油工业在中东的关系微妙，所以卡特不能不首鼠两端，反苏反得不彻底。明乎这一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为甚么邓小平去年不说，到了今年才说，对中美关系的进展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