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刊文章分析台湾各阶层群众思想状况 [复制链接]

    说台湾年轻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强烈求变的政治态度，对台湾当局的统治不利，在未来的选举中，将会发生激烈的斗争
    【台湾《大时代》杂志三月号文章】题：不容忽视的年轻选民——由人口结构谈未来的选举趋势
    作者：台湾《时代杂志》主编杨志弘
    本文将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粗略地分析台湾选民的几项重要特质：一、年轻的选民：就年轻的角度来看，到去年十二月底，台湾大约有九百一十万选民，其中二十到二十九岁者，有三百三十万人，占百分之三十六；三十到三十九岁者，有一百八十八万人，占百分之二十一；两者合计，二十到三十九岁的年轻选民大约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大约占全部选民的百分之五十七。此种高比率的年轻选民，在世界上相当少见，是不容轻视的。强烈求变的政治态度一般而言，年轻的选民，在政治态度上趋向较积极的改革，有着强烈的求变欲望。同时，在这五百一十万年轻选民中，台湾光复后出生的大约有四百三十三万人（光复前出生者约有八十五万人），几乎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二十到二十四岁者，大专程度以上者占百分之二十，二十五到二十九岁者，占百分之十八，高教育程度者所占的比率是相当大的。大致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有着强烈反叛权威的心态，不喜欢被支配。
    人口结构中有大量的年轻选民，往往对执政当局较不利，因为年轻选民倾向较激烈的改革意图，较喜欢求新求变，有与权威抗衡的趋向。所以执政党的候选人及政见，往往不易吸引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因此从前执政党候选人所凭藉的“铁票”，愈来愈靠不住了。执政党的候选人要赢得选举，仍需经过一番真刀实枪的硬拼；因此，可预期的，执政党候选人必然会与新崛起的党外候选人一样，尽全力以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所以，“高雄暴力事件”固然使言论尺度一时紧缩，但候选人为符合年轻选民的政治态度，仍可能提出相当激烈的政见，并对执政党提出严苛的批评。
    果如是，未来的选举仍是场激烈的战斗；诚如某位海外的朋友所言：“高雄暴力事件”将不代表着“战争”的结束，而仅仅是场“战役”的终止，“战争”仍在进行中，下一场“战役”仍将紧随着展开。二、工农群众：就职业的角度来看，台湾人口中的工农群众，占极高的比率。据《中华民国统计月报》的资料，到去年九月止，台湾六百五十六万总劳动力人口中，从事农、林、渔、牧业者有一百三十三万人，从事矿业、制造业、营造业、水电煤气业者有二百七十四万二千人，两者合计四百零七万二千人，即是一般广义的所谓工农群众。四百余万的工农群众，以每人两口依赖人口计算，其总依赖人口将达八百万以上，两者合计，则工农群众及其依赖人口将达到一千两百万人以上，约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强，其比率是相当高的。不满现状归咎政府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早期为培植工业，无可讳言地是牺牲了农业；近年来，虽然政府厉行许多农业发展的措施，也收到相当的成效，农家生计显然是比以往改善了许多。
    台湾经济发展的结果，固然产生了许多“新富”，但相对地，也产生了许多“新穷”，他们不满现状，寄望突破困境，但限于环境、能力，又难以获得适当的满足，反而因为期望得不到满足，而有了失落感，因此深深存着强烈的“相对剥削”感。
    上述现象在劳工阶层同样存在，甚或更加地严重。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离开农村，心理上希望能从此远离贫贱的生活，但现实往往难如人意，大半农村青年最后都走进了加工区或都市边缘地带的工厂中，仍未能脱离贫贱的环境。这批年轻的“工厂人”往往存有更浓烈的被剥削感，心理的挫折更大；有些人认为：来自农村年轻的失意工人，心态上有着“两代被剥削”的感觉。这些劳工阶层的青年，冀望社会能肯定他们的身份和前途，但这种愿望往往落空；极易因而归咎于政府，倾向要求较强烈的变革。由于工农群众期望的上升，所带来的被剥削感，将使工农聚集的选区，潜含着相当的火爆力。三、青年知识分子：这里指的是大学生、研究生及新近离开校门的大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除了本身可观的选票外，更具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感，在近年的选举活动中，扮演着相当吃重的角色，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具有下面两项特质：
    （１）理想倾向：韦伯等社会学者曾指出：青年倾向强调理想。现实世界与理想多少会有些距离，因此许多年长者视为应当的妥协，在强调理想和绝对价值的青年看来，却是违背社会基本道德的。故，当现实与理想不符时，往往激发青年采取行动。洞察黑暗勇于表现（２）反制度倾向：社会学者认为，大学生倾向反制度活动。因为校园中的学术研究及其他创造性的知识，往往会引起学生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及社会制度的反感。同时，青年学生的角色，原本就与创造发明相连，是抽象理念及理想的信徒，所以，他们比他人更易接受那些打破现状的思想意识形态。其次，学生是处于不同角色的边际人，他们一方面拥有家庭所赋予的安全感和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寻求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们如同边际人一样，具有某种特殊的不安全感。同时学识的修养，使他们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易于洞察社会的黑暗。他们不受经济与社会义务的束缚，可以较不计后果的勇往直前。大学的环境与气氛，也有利于志同道合者的聚合。由于他们体认到身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且处于有利的客观情势，因此不仅比他人更易觉察周遭的矛盾不平现象，也更勇于表示不满。诚如米尔斯所言：二十世纪反制度运动（不论左派或右派）的领袖及支持者大部来自学生圈。台湾人口结构中，拥有相当高比率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未来的选举活动中，将成为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观念与行动将是选举运动中的主要变项。在上述人口结构的分析中，似乎是不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另外，整个社会体系的情况，也值得吾人注意。
    每一个社会均可视为一套分配制度——如经济制度、个人所得、教育机会、声望、权势等等的分配。一般而言，社会价值分配不均，本身不致造成巨大的压力，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安于本份，这种现象是全球皆然。但一旦某一集团体认到本身受剥削，将会起而反抗，导致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紧张及冲突气氛的日益高涨。失业问题可能恶化更不容忽视的是，台湾目前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经济成长率低，所得不能大幅度提高，投资难以增加，新就业机会的创造愈来愈难。再加上每年大量的青年人走进劳动市场，不仅原本存在的失业率无法降低，更谈不到要容纳新增加的劳动力。因此，今天失业问题如果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因应措施，极可能会更加严重。失业问题的恶化，将使青年人因缺乏归属而有了失落感，自觉有能力无法贡献，有理想无法实现，有抱负不能发展，从而对社会，政府产生不满，要求激烈的社会变革。
    由上分析得悉：人口结构中的青年知识份子、工农群众及高比率的年轻选民，对于社会安定的维持是相当不利的，因为面对着接踵的内外冲击，极可能使上述人遭受沉重的挫折，尤其所受挫折如果是“专横性”的挫折，而非“情有可愿”者，更易导致对社会和政府的怨尤，甚至可能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发泄不满的情绪。
    因此，对于执政当局而言，重新检验我们的社会体系，以便采取有效的因应措施，使我们社会的分配制度更趋公平、合理，已是刻不容缓的急务！